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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從文講文物》
Author 沈從文
Editor 王風
Publisher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ISBN 9789888466689
Classification 歷史 > 考古學 > 考古文物
Price HK$1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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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從文是現代文學史上重要的作家,在1949年之後,他又專注於文物研究。以獨到的眼光、刻苦認真的實物學習、文獻披覽,養成罕見的綜合文物研究能力。他研究文物制度,尤其對衣著器物有全面和深刻了解,每每於定論有異樣和關鍵的看法。

沈從文研究歷史文物的文章,因其深刻眼光和獨到判斷,向為專業讀者所重視;因其普及常識及文章之美,也受普通讀者所喜愛。本書即為一本深具普及價值的選本。


作者簡介:

沈從文,1902-1988,原名沈岳煥,筆名休芸芸、甲辰等,湖南鳳凰縣人,苗族。現代著名作家、歷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說代表人物。14歲時,投身行伍,浪跡湘川黔邊境地區。1924年開始文學創作。曾在青島大學、西南聯合大學、北京大學任教。代表作有《邊城》《從文自傳》《湘行散記》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文物研究,撰寫了《唐宋銅鏡》《龍鳳藝術》《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等學術著作。


編者簡介:

王風,男,生於1966年,福建福州人。1988年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專業本科畢業,其後在福建電視台工作,1994年返北京大學攻讀碩士、博士學位。2000年6月留校任教。現為北京大學中文系現代文學教研室教員,長聘制副教授、研究員。


《野人獻曝》編輯餘記

王風



1960 年,沈從文出版文物論文集《龍鳳藝術》,在書的《題記》中有這樣一段話:

近年來我寫的東西實在太少,做的工作也不夠多,這個小書能夠出版,既欣喜且深深慚愧,真近於古人說的野人獻曝,東西不足道,意思卻還好……

按《列子.楊朱》:「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縕黂,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隩室,綿纊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這就是「野人奏曝」或「野人獻曝」的出處,《題記》引這個典故,原是自謙貢獻微薄,卻又出人意料地貼切。沈從文出身湘西鳳凰縣,據說還有西南少數民族的血統,按傳統南蠻的說法,更坐實是「野人」了。當然,《列子》中所謂「野人」,是與「國人」相對,也就是今天的「鄉下人」之於「城裡人」。沈從文一輩子總在文字上定義自己為「鄉下人」, 1979 年10 月20 日給研究他的美國學者金介甫回信,其中專門答覆了這個微妙處有點難以把握的名詞:

湘西雖屬湖南,因為地方比較偏僻,人口苗族佔比例極大,過去一般接近省會的長沙、湘潭,以至於下游的常德人,常叫我們作「鄉巴佬」……表示輕蔑,以為不講禮貌,不懂得道理。但也包含一點恐懼,因為長沙人能言會說,一遇有甚麼不同意見,麻陽、鳳凰人說不過他們,只有用拳頭回答。照例打得「下江人」望風而逃……「下江人」,這是我們叫常德以下人的通稱。如專指「長沙」人,則叫「沙腦殼」,或叫「雀兒」,也有看不起意思,前者是「不經碰撞」,後者為「只會叫嚷」,別無能耐。事實上是聰敏得多也能幹得多的,任何事總是「鄉巴佬」吃虧!

籍貫與出生地所在,對很多人而言是終生洗不去的身份。湘西是沈從文所依賴的「土地」意義上的故鄉,因而有他永遠不認同也不被認同的「城裡」對應著,當這種對應成為隔閡並上升為自覺時,他也就成了精神上的「鄉下人」。在晚年不斷提示研究者注意的《習作選集代序》中,有這樣的自白:

我和你雖然共同住在一個都市裡,有時居然還有機會同在一節火車上旅行,一張桌子上吃飯,可是說真話,你我原是兩路人……我實在是個鄉下人,說鄉下人我毫無驕傲,也不在自貶,鄉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遠是鄉巴佬的性情,愛憎和哀樂自有他獨特的式樣,與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頑固,愛土地,也不缺少機警卻不甚懂詭詐。他對一切事照例十分認真,似乎太認真了,這認真處某一時就不免成為「傻頭傻腦」。這鄉下人又因為從小飄江湖,各處奔跑,捱餓,受寒,身體發育受了障礙,另外卻發育了想像,而且儲蓄了一點點人生經驗。

這麼一個「鄉下人」,二十歲時直接越過「省城」,跑到「國都」,其後輾轉於數座大城市,絕大部分時間還是在北京。先是赤手空拳拚命寫成了一個名小說家,接著遇到位於二十世紀中間點的那場天翻地覆,郭沫若的《斥反動文藝》是他一輩子遇到最大一次「說不過他們」,而事實上不可能「用拳頭回答」,這回「吃虧」的後果是他成為傑出的文史學者。



沈從文與文物的最早接觸,按《從文自傳》的說法,是十幾歲在湘西一位「統領官身邊作書記」時,登記其收藏的舊畫古董。抗戰時期在昆明西南聯大,流連於工藝品之美,時時在地攤上檢一點物美價廉的東西,大多是後來他經常提到並傾注心力的「花花朵朵、罈罈罐罐」。四十年代末,北京大學籌建博物館,他自願幫忙,那時已是頗具眼光了。但即便如此,五十年代轉入中國歷史博物館後,他還是主動當了十年的「說明員」,這種艱苦的實物學習以及不為人知同樣刻苦的文獻披覽,使他具備了罕見的綜合文物研究的能力。

與他同時代的文物專家,約略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現代教育體制下科班出身的,也就是學考古的,當然他們有一整套的方法進行田野發掘並處理出土文物的科學鑒定和保管;另一類大多出身名門望族或古玩舖,名門之後和古玩舖夥計的身份差別自不可以道里計,但有同樣得天獨厚的條件,就是大量接觸傳世文物的機會,因而練就出眼光。不過儘管他們也喜愛文物之美,但自覺或不自覺地都會受市場對文物價值定位的影響,日常物用不具「收藏」特性者通常不會關注。解放後,這些極具水平的專家進入各級博物館,提升了各館收藏水平,也帶來各自的學術背景和觀念習慣。

沈從文和他們不一樣,現代的、傳統的都沒有經歷過,他「轉行」進入博物館的人生大變動,也正像當年從湘西跑到北京,卻仍然是個「鄉下人」闖入「城裡」,比如與那些在深院大宅和古董店練就眼力的書畫鑒定家就有點格格不入。他「照例十分認真」地研究文物制度,並掌握了廣泛的雜文物知識,尤其是衣著器物方面的全面了解,每每於定論有異樣的看法,「對於字畫時代鑒定,有的是專家『權威』,我從來少發言權,只是從制度上提提而已」(《談輦輿》),謙虛的發言姿態背後有壓抑不住的自負,所以有時候很嚴厲,「我說的可能是『專家』不注意的小問題,是常識,是客觀事實」(《談車乘》)。在他看來,「不僅是這些搞字畫的專家『權威』,對於一般文物常識少興趣,即搞博物館的同行中大專家『權威』,看不起文物常識,不相信常識能解決問題、推翻迷信」(《用常識破傳統迷信》),這也包括高校科研機構的文史教員和研究員。「關鍵處就是『專家知識』有時沒有『常識輔導』,結果就走不通」,而有「知識」少「常識」的專家,憑的是書本和成見、經驗和感覺,因為不了解或不願下工夫去了解便看不起文物「常識」。他們的權威地位隔斷了這些極具意義的「常識」對學術發展的作用,而沈從文的後半生就是鍥而不捨地為「常識」的普及而奮鬥,即使解放後的十八年間已「作過大小六十多次的檢討」(《我為甚麼始終不離開歷史博物館》),「文革」時的申訴材料仍在為「常識」爭地位,下放幹校,還是不放棄:

在極端孤寂簡單的鄉居中,用默記方式,試寫文物常識小文,今天為止,已達二十篇,暫時告一結束……給人印象,若只是「毫無學術性,不過是些常識湊和」,那是完全十分對的。因為本來就「不學無術」,作了十多年說明員,對事事物物稍微有點「常識」而已。(1971 年7 月1 日)

這可真是「鄉下人」「認真處某一時就不免成為『傻頭傻腦』」了。



沈從文在書畫方面事實上只是餘力為之,曾計劃過的中國前期畫史最終也沒有成篇,只留下片段的看法,儘管他從服飾器物角度的考證並不能代替其他已有的方法,但確實自成體系,令人耳目一新,判斷繪製時間上限尤其有效。不過這並非他的主要成就,他真正劃時代的貢獻是前人和他人用力甚少或者根本沒有注意過的雜文物乃至於「非文物」。以通常觀點看,早先的沈從文是很不入流的,以自己的趣味買些大路貨,看完了就到處送人,因為原本就不值錢,這與太太小姐去商店挑東西似乎沒有甚麼大區別,喜歡而已。按他自己的說法,「『玩票』資格也說不上」(《中國博物館的研究工作》),但正是這種超越行業功利的廣泛愛好使得他以特殊的眼光進入文物研究領域,他所主要關注的對象,「由於習慣上少文物價值,所以無人過問。既少文物經濟價值,也不可能作偽。究竟有甚麼用處,還少專家學人注意過。考古工作者既未注意,一般談工藝美術的又不知具體材料何在」(《螺甸工藝試探》),所以他會對那些堆積文物庫房永遠不會展出或出土後毫不引人注目的東西投以熱情,在他看來,「貨幣價值既不高,很多又缺少文物價值」的器物,「惟有能夠把它當成古代物質發展史的地下材料看,才會覺得這裡有豐富的內容,值得我們用一種新的態度來發現,來研究,來理解」(《我們從古漆器可學些甚麼》)。只有理解他的這種學術關懷,才能明白他的期望和選擇:

對於年紀較輕、文史底子又較好的同行,則深深盼望其中還能有一小部分人,明白文物研究工作中範圍實廣,除了金石瓷玉、法書名畫諸「熱門」外,其實還有千百種至今還無人過問的「冷門」,大都還等待有心人,帶點開荒闢地的雄心和勇氣,採取個素樸客觀熱誠唯物態度,各就條件所許可,來分門別類,隨時留心,進行些探討工作,合力同功,能把這些研究中的空白點,逐漸加以填補。(《扇子應用進展前言》)

這些工作都是為未來他所稱的「物質文化史」或「勞動文化史」、「生產發展史」打基礎。「文革」期間下放回來後稍有工作條件,他就開始「分門別類」,設計各種小專題,從開始的十項、二十項到後來居然列出五六十項。就現在所知,光是他曾經提到的,就有綢緞、漆工藝、玉工藝、陶瓷加工、金屬加工、前期山水畫、圖案、鏡子、扇子、燈、屏風、傢具、飲食用具、地毯、紙、車輛、肩輿、船、兵器、馬的應用和裝備、馬技和百戲、馬球及其他球類、雜伎、舞樂、獅及獅子舞、熊經鳥伸、玻璃、琉璃等,其中也有「金石瓷玉」,不過他的角度是工藝而非單純器物鑒定。這些題目有些還曾有人注意過,但大部分從未有研究成果,「近於空白點」(《中國博物館的研究工作》),而且一般不認為有甚麼價值,沈從文投入如此大的精力和熱情,堅持當「『打前站』的什長」、充先鋒的廖化(1959年3月16日致沈雲麓),明知道「事不可為而為之,後必有災」的古訓(1971年6月9日覆史樹青),明知道「這本是個『舉鼎絕踵』的工作,難於見好是意中事」,但他仍不免於做,希望「由少數知識分子手中產生的『文史』和由萬千勞動者手中產生的『器物』,知兼愛並重使之打成一片,看成整體」(《中國漆器工藝》),這種堅持了整個後半生的剃頭挑子一頭熱的精神,其迂闊處確實近於宋國田夫之「獻曝」了。



這繁多而有趣的課題由於各種原因只留下一些片段,大部分隻字未見,層出不窮的運動和應接不暇的人事問題始終衝抵著沈從文的勤奮與努力,他前半生的文學事業被打斷,而後半生的文物事業卻在漸漸地消耗,那麼多他可以做甚至只有他能做的課題,盡付不了了之,最終留下比較完整的工作成果也就《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一項,這還得歸功於周恩來的偶然提起和齊燕銘的舉薦。雖然對沈從文來說,這只是他學問的一角,但巨著煌煌,也已聊可告慰了,這本著作實際上可看作其一生的學術總結,而在《前言》裡,他不引人注目地說了這樣一句話:

這份工作和個人前半生搞的文學創作方法態度或仍有相通處……

在沈從文晚年,就他前後半生截然不同的際遇,親屬、朋友、研究者、愛好者等等每每議論乃至爭論他的轉行得失幾何。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這是大家都承認的,只是孰輕孰重見仁見智而已。由文學轉到文物,有不得已的因素,自是終身之痛,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他作品開禁以後,沈從文對出版舊作投入了相當的精力,但對自己的研究者,他在盡力配合提供方便之餘,總要說那些東西已經燒了,已經過時了,不值得研究等等,這種語氣的背後當然並非頹唐或灰心,更不是自謙,他清楚自己作品的價值以及正在行進的回歸。不過話說回來,對於轉行,以及由此取得的成就,作出的貢獻,也許他也有僥倖的感覺,在書信中,他表明自己並不羨慕「茅盾、巴金、老舍、冰心等」原先與自己有相似地位的作家享受著他所沒有的各種待遇,而在政治運動中,又慶幸自己躲在歷史博物館,免去如他們那般被迫表態的尷尬。所以,與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聲明自己的小說、散文沒有價值相反,他在不同場合甚至檢討中也一直認為自己選擇轉到文物界是正確的,這應該是出於他的本心:

……同時自然不免會感覺到,過去從事小說寫作,工作態度即或還謹嚴認真,成就實在極其有限。現在搞的綜合文物研究工作,對於在發展中的博物館事業,對於文物研究中幾個比較生疏薄弱環節的突破,以為文物研究中為生產服務的實踐,可以盡的力,或許比過去寫點小說,還來得比較扎實有用!(《中國博物館的研究工作》)

那麼,對於自己前半生的小說寫作呢,同樣在五六十年代, 1957 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為一些有歷史影響但不符合現實需求的作家出了一些選集,其中有《沈從文小說選集》,在「選集題記」中,他還是很頑強地表達了自己的文學理想:

我這個新從內地小城市來的鄉下人,不免呆頭呆腦,把「文學革命」看得死板板的,相信它一定會在將來能起良好作用……還應當有許多人,來從事這個新工作,用素樸單純工作態度,作各種不同的努力……這麼一個偉大艱巨工作,各自用上半個世紀時間,並不算太費!我既然預備從事寫作,就抓住手中的筆,不問個人成敗得失,牢牢守住「但知耕耘,不問收穫」來做下去吧。

無論是文學還是文物,所謂「工作態度」,無非是「不問個人成敗得失」,只問自己「可以盡的力」。至於方法,則基於不斷的試驗和努力,創作從標點符號學起,研究從當說明員幹起,由此學習、探索、總結、發展……這是他前後半生工作的「或仍有相通處」。不過如果我們由此略略探究更有意味的一些沈從文生命的底色,則有一個特別的文本《關於西南漆器及其他—一章自傳—一點幻想的發展》,寫於1949 年年初,末頁自注「解放前最後一個文件」,這個「解放」不是「被解放」,而是「自我解放」,寫作此文時他的精神已經不太正常了,不久就試圖自殺,或者這篇文章可以算作他的「美學遺囑」,其中有這樣的內容:

我有一點習慣,從小時養成,即對音樂和美術的愛好,以及對於數學的崇拜……認識我自己生命,是從音樂而來;認識其他生命,實由美術而起……到都市上來,工藝美術卻擴大了我的眼界,而且愛好與認識,均奠基於綜合比較。不僅對製作過程充滿興味,對製作者一顆心,如何融會於作品中,他的勤勞,願望,熱情,以及一點切於實際的打算,全收入我的心胸。一切美術品都包含了那個作者生活掙扎形式,以及心智的尺衡,我理解的也就細而深。

所以他「有一點還想特別提出,即愛好的不僅僅是美術,還更愛那個產生動人作品的性格的心,一種真正『人』的素樸的心」,從這裡我們可以知道他用甚麼樣的眼光看文物,是由文物之美看到人心之美。那麼小說呢,他所寫的湘西呢,「我要表現的本是一種『人生的形式』,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在領導讀者去桃源旅行,卻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個小城小市中幾個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牽連在一處時,各人應有的一分哀樂,為人類『愛』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說明」(《習作選集代序》),從桃源之美看到的同樣是人心之美。正是在「人心之美」這個意義上,沈從文無論如何改行,他寫的都是同樣的文字,表達的都是同樣的意思。或者按他的說法,本質都不過是一種「抽象的抒情」,區別無非在於「文學多重在對於傳統道德觀念或文字結構的反叛」,「藝術則重在形式結構和給人影響的習慣有所破壞」(《抽象的抒情》),一則曰「反叛」,再則曰「破壞」,內在精神實一以貫之。



本書作為沈從文文物著述的選本,主要基於幾個原則進行編輯,首先是希望能體現他的學術特點,比如涉及面廣、不趨熱門等等,所以盡可能依類選擇,一題一文,以見其學術總體面貌,選文略微分門別類,或可稍顯本書編輯眉目。

其次,本書盡可能選擇適於沒有專業背景讀者普通閱讀的文章,有些本就是沈從文為普及而寫;有些專有名詞稍多,但閱讀並無多少障礙;個別篇章是比較專業的論文,但無其他淺顯之文可以替代,為類別全面,也收錄進來,好在沈從文文章大家,讀其學術論文即使理解上有所不逮,行文之美的感受也足夠補償了。

另外需要說明的是,有幾篇文章曾有不同的版本和題目,本書擇其一。還有如刺繡一文刪去專業性很強的工藝部分,馬具一文同樣由於太長而作了刪節,連題目也作了調整。考慮到本書只供普通閱讀之用,此類細節就不作過細說明了。同時由於條件限制,本書未附圖片,但以沈從文研究範圍之廣,實在有幾張圖片也只是點綴而已,如果真都配全,那要成圖集了。

就這樣一本書而言,我並不是特別合格的編輯者,被韓敬群兄點名,而且一不小心似乎我已經答應了,總之就這麼糊裡糊塗地做了。而實際上由於覺得超出自己的能力,感到非得抽出整塊的時間不可,結果反而是在我這兒經常有點插不上隊了,又不想馬虎,以致拖拖拉拉,幾乎有無論如何也做不完的架勢,這是要向忍受麻煩的本書責任編輯致歉的。葛飛、湯莉幫過忙等著要書,這裡先致謝吧。最後當然應該感謝沈先生家屬允許我編輯這本書,給我機會認真閱讀他所有有關著述,也使我得以藉此向這位大前輩表達我的敬意。

2005 年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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