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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與遺忘的鬥爭--臺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三冊套書不分售)》
作者 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
出版社 衛城
ISBN 9789869211307
分類 社會科學 > 政治學 > 概論
價格 HK$2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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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七年解嚴後,臺灣第一份轉型正義階段報告。

米蘭.昆德拉:「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
每一個社會終須總結過去的經驗和創傷,將歷史翻至新的一頁。
面對官方的付諸闕如,這是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試圖提出的反省報告。

卷一 清理威權遺緒

假設我是太陽
我要將光明的線條製做萬束
神聖的金箭
送給在黑暗中
掙扎前進的民主鬥士
〈假設的數學涵意〉曹開

一九四七年,臺灣在二戰結束、政權轉換之際,發生了二二八事件。隨後超過三十八年的戒嚴統治,臺灣處在至今能仍難得知具體受難人數的白色恐怖時期。當代的我們,正如同八○年代後,全世界近百個從威權獨裁轉型為民主政體的國家一樣,共同面對國家在民主「轉型」之後,必須接續的「正義」工程。

新生的民主社會如何面對仍然鮮活的威權遺產?這是全球許多新興民主國家陷入的轉型正義情境糾葛。這個階段的轉型正義已不同於二戰後戰勝國對戰敗國的審判,以法治與普世價值審判加害者。大多數新民主國家的轉型正義工作,因國內的政治情勢,不得不為了和平、民主鞏固與社會和解,而和正義原則妥協。這個階段的轉型正義追求的比較不是「正義」,而是「真相」。

卷一正是從以上的脈絡,探討轉型正義為何是世界性的現象,以及各國轉型正義的比較,同時也初步檢視,臺灣面臨戰後的兩大國家暴力事件,二二八與白色恐怖,要如何進入當代轉型正義的三個挑戰:處置加害者、賠償受害者以及歷史記憶的保存。


卷二 記憶歷史傷痕

安息在故鄉山河的懷裡
我們將從此不再分離 永遠活在同胞們心中
我們將從此不再孤獨
〈母親的悲願〉柯旗化

臺灣的轉型正義呼聲是從民間開始的。從一九八七年臺灣民間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開始,各地關懷二二八的組織相繼成立。一九九二年政府提出了第一份《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隨著九○年代《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與《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的通過,政府開始著手於受害者賠償與名譽回復的工作。

這一波的平反浪潮也促成民間、學界與官方進行史料蒐集與口述史的工作,一九九九年終於通過《檔案法》,政府成立專職的檔案管理局。九○年代因此是一個大量出現公共紀錄與公共紀念的時代,一九九三年六張犁受難者亂葬崗被發現,一九九七年首座二二八紀念館在臺北市成立,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紀念遺址與紀念碑逐步在臺灣各地出現,進入公共記憶的討論。

而隨著《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刑法》一百條、《檢肅匪諜條例》、《懲治叛亂條例》的陸續廢止,臺灣在二十一世紀也進入討論追訴加害者與釐清國家責任的階段,二○○六年政府公布《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二○○七年立法院在十多年後將《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的補償二字改為賠償,臺灣的轉型正義工作已有初步進展,但仍有許多未竟之業,比如至今未有白色恐怖的官方報告。


卷三 面對未竟之業

無數的○
不是千瘡萬孔
它們是許多
啟悟的烙印

把無數的○
串製成一隻
奇妙的神笛
將吹奏出
圓舞的交響曲
〈無數的「圓」舞曲〉曹開

二○○八年底,西班牙本土移除最後一座獨裁者佛朗哥銅像,臺灣二○○七年,執政的民進黨政府將中正紀念堂改名臺灣民主紀念館,拆下牌樓「大中至正」四字成「自由廣場」,引發爭議。在校園與公共場所,蔣介石銅像不是被學生當成搞怪的對象,就是被地方政府主動拆除,社會瀰漫「去蔣」氣氛,但同時亦有人開始肯定獨裁者,在在反映出臺灣轉型正義的現實困境。

不獨對於加害體系的責任追究有許多法律與道德上的難題,對於受難者與家屬,政府如何負起真相的主動調查與責任也遲遲未定,白色恐怖受難者槍決前寫下的遺書,在家屬與民間團體的力爭下,一直到二○一一年才將遺書返還,更具體的官方報告始終付之闕如。而不當沒收的財產,至今仍以無法可循,使家屬必須走上訴訟之路。

使家屬無力的還有臺灣八○年代最重要的兩大政治案件,林宅血案與陳文成命案在多次重啟調查下仍無具體突破,這兩個案件已成檢測臺灣政府追求轉型正義決心的具體實例。

臺灣解嚴至今二十八年,經歷了兩次政黨輪替,卻始終沒有成立官方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臺灣轉型正義的工作還有許多未竟之業,還有許多我們該記得卻始終不太清楚的人事物,浮動在歷史的底層,等著被時代捲起。


作者簡介:

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

臺灣民主化至今雖已逾二十年,可是相對其他新興民主國家,臺灣政府與社會對「轉型正義」之處理並不完整。幾乎所有的新民主國家,在民主化之後都由政府成立了類似「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專責機構,以政府的資源和公權力來處理轉型正義。在這個世界性的文化價值運動潮流中,臺灣是一個例外。

轉型正義包括三個環節:對受害者的賠償、對加害者做法律或道德上的追訴,以及對真相的發掘。臺灣截至目前為止的發展,仍只停留在補償受害者的層次,對加害者和加害體制的反省,還沒有開始;而對真相和歷史的呈現,則進步緩慢。同時更重要的是,追求轉型正義、追求真相的重要目標之一是為了和解,讓舊時代中對立和衝突的雙方,可以團結營造共同的未來。

基於上述理念,我們推動「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民間的資源非常有限,也缺乏執行的公權力。可是在缺乏官方機構處理轉型正義的情境下,我們只有透過民間的力量承擔這項重要的文化價值重建工作。

作者群:黃長玲、吳乃德、葉虹靈、李禎祥、林邑軒、王昭文、林傳凱、曹欽榮、黃丞儀、柯朝欽、沈秀華、林世煜、謝穎青、陳俊宏。(按章節順序排列)

黃長玲,臺灣大學政治系副教授,現任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理事長。研究興趣為性別政治,近年亦關切民主社會中關於威權統治者的記憶爭議。

吳乃德,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曾任黨外雜誌《新潮流》編輯,美國安娜堡密西根大學社會系訪問副教授,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合聘教授,「臺灣政治學會」創會會長。

葉虹靈,清華大學社會所畢,目前就讀臺灣大學社會所博士班。曾任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執行長,現任職社會民主黨。

李禎祥,文史工作者,臺灣大學中文系畢業,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肄業。曾任職《自由時代週刊》和《黑白新聞週刊》,編撰《人權之路》等書。長期研究戰後臺灣人權和白色恐怖,並在多家媒體發表相關專欄文章。

林邑軒,南投竹山人,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曾經參與一九五○年白色恐怖的訪問調查。在學術與政治,現實與歷史的夾縫之間穿梭,生活。

王昭文,新使者雜誌執行總編輯。成功大學歷史系博士,臺灣史研究者,文字工作者。

林傳凱,臺北人,臺大社會所博士候選人。早年對生態研究有興趣,曾研究過漢人民間信仰、空間與開發史。晚近則撰寫一九四○年代地下組織「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興衰史,預計於二○一六年完稿。

曹欽榮,臺灣游藝設計工程有限公司負責人。一九五三年生於基隆和平島,一九七五年成大工管系畢,任職建築業十年。一九八八年開設公司至今。二○一一年北藝大博物館研究所畢。二十多年來參與臺北二二八紀念館規劃設計,綠島人權園區規劃設計。關注轉型正義、博物館與公民社會互動議題。

黃丞儀,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副研究員、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理事
現職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副研究員,美國芝加哥大學法學博士,曾獲2010年美國「法律與社會」學會最佳博士論文榮譽獎。研究興趣為比較憲法政治、美國憲法及行政法、民主理論、臺灣法律史、法律與社會。曾任臺灣人權促進會副會長,現為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理事。時事評論散見蘋果日報、獨立評論@天下、新新聞、風傳媒。

柯朝欽,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助理教授。東海大學社會學博士,研究興趣領域為社會學理論、政治哲學、政治社會學。過去參與「臺灣民間真相和解促進會」的政治犯口述歷史採集工作,也是歷任與現任「臺灣民間真相和解促進會」理事與監事。

沈秀華,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著有《噶瑪蘭二二八:宜蘭二二八口述歷史》與《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

林世煜,一九八一年時任黨外政論雜誌《深耕》總編輯,並主編《陳文成博士紀念文集》。

謝穎青,一九八一年陳文成事件後入學臺灣大學,成為政治系新生;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四年間是林世煜的工作伙伴;一九八五年臺灣大學法律系畢業。

陳俊宏,英國倫敦政經學院政治學博士,現任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主任。專長領域包括民主理論、人權理論、當代政治哲學。目前研究主題包括,人權的哲學基礎、轉型正義、認識性民主,以及教育中的平等與正義等議題。曾任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理事長。


第一章 民主時代的威權遺產──轉型正義的使命和難題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吳乃德

當你走過中正紀念堂,如果你的先人在蔣介石的統治下,只因為抗議政府官員腐敗或歧視臺灣人就因而喪生,甚至屍骨至今不知所蹤,而你的家庭也因此長達四十年忍受著冤屈和恐懼。如今見證他被視為偉人,供奉在有如帝王宮殿般的龐大建築物中,你心中不可能毫無所感。

或者你的先人曾在蔣介石統治期間,有心或無意地涉及政治活動,或只是表達自己的信念,卻因此失去生命或自由,而你的家庭也同樣長期遭受難言的困厄。甚至,你原本可以不用失去父親或祖父,可是蔣介石卻更改了軍事法庭的判決。當你走過中正紀念堂,看著偉人的宮殿和巨大雕像,你心中也不可能毫無所感。

或者,在二二八事件或接續的白色恐怖中,你的家庭沒有遭遇過這些不幸。可是你認知到蔣介石為無數同胞帶來的痛苦,當你走過中正紀念堂時,你心有所感。這時你就處在「轉型正義情境」。

不論你是上述的哪一種人,你的感想應該會是:「我們這個社會還有正義嗎?」這樣的感受正是推動轉型正義的基本動力。對於過去所發生的不義,我們期待社會加以誠實地面對,面對傷害人民的掌權者、受到傷害的同胞,以及創傷的歷史真相。也就是以正義的理念,處置加害者、賠償受害者並揭露真相。

追求正義是人類最素樸也最強烈的感情。美國一位非常傑出的哲學家說,「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如真理之於知識。一個理論如果不真,無論它是多麼優美和純淨,就必須加以拒絕或修正。法律和制度如果不符合正義,不論它們多麼有效率、多麼妥切安排,就必須加以改革或廢棄。」或者我們應該說,一個沒有正義的社會,不論多麼繁榮和富裕,仍然是一個不文明的社會。

可是蔣介石身後的宮殿仍然屹立,驕傲地向我們展示他的豐功偉業與他的殘酷。即使不剷除他的宮殿,文明社會對它也會有不同的呈現方式。可是臺灣的民主轉型已經有二十多年,它仍然不動如山,雖然期間有紛擾和爭論,但偉人的雕像仍然林立在學校裡。二○一二年,成功大學謝奇璋教授等人提案,要求校方移除校園中的蔣介石的雕像。 教授們卻在校務會議的討論中說:「要用基督的愛包容銅像」,「二二八有顏色,我們不要談」,「如果蔣介石是你爸爸,你還要拆嗎?」校務會議最終的決議是,組成委員會繼續討論處理方式。然而,據說大學是文明價值的守護者。

這些現象反映轉型正義的難題,臺灣並非例外。轉型正義是一個簡單的理念。民主化之後的社會必須清理威權時期的遺產和遺毒,補償過去受到傷害的同胞,同時也為民主立下文化基礎,以保證醜惡的過去不再發生。這幾乎是所有人都可以同意的理念。可是在實際政治場域,實現這樣的理念卻經常面臨阻力和波折。現實政治讓簡單的理念,成為困難的政治工程。現實政治中的不同背景和不同糾葛,影響一個國家追求轉型正義的方式,也制約其轉型正義的成就。也由於它是一項困難的政治工程,轉型正義成為學術研究的重要題目,許多傑出的政治學者、歷史學者、法學者和哲學家,都參與了轉型正義的研究或論述。


轉型正義的使命

「轉型正義」指的是一個國家在民主「轉型」之後,處理「正義」的工程,包括處置加害者的正義、回覆受害者的正義,以及歷史及真相的正義。自一九八○年代開始,全世界大約有八十個國家陸續從威權獨裁轉型為民主政體。人類史上第一次有這麼多國家,在大約相同的時間歷經民主轉型,眾多的國家也同時面臨處置威權遺緒的問題,這使得轉型正義工程成為世界性的現象。不只許多新民主國家紛紛成立類似「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或「歷史真相委員會」,研究轉型正義的論文和專書至二○一○年為止已超過二千三百篇。

轉型正義工作也受到聯合國的關切。對某些較貧窮落後國家的轉型正義工程,聯合國和歐盟都提供了財力和人力上的協助。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於二○○四年「法治與衝突中及衝突後社會的轉型正義」 的報告中,將轉型正義定義為:「轉型正義之理念乃是一個社會處理大規模濫權的遺緒,所進行和建立的所有程序和機制,其目標在確立責任、服膺正義並成就和解。」於二○○一年在紐約成立為全世界轉型正義工作提供支援的「國際轉型正義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itional Justice),對轉型正義有更詳細的定義:

轉型正義是對過去的制度性或大規模的人權侵害的回應。它的目的是讓受害者獲得肯認,同時也提升和平、和解與民主的可能性。轉型正義並非特殊形態的正義,而是以歷經普遍性人權侵害的轉型社會為對象的調適性正義。

轉型正義出現於一九八○年代末期、一九九○年代早期。其出現主要是對拉丁美洲和東歐政治變動的回應,試圖在這些社會中成就正義。人權工作者希望能處理前政權的制度性濫權,同時又不危及這些社會的政治轉型過程。因為這些政治轉型通常被稱為「民主轉型」,人們因此也開始將這個涉及多項領域的工作稱為「轉型正義」。

轉型正義工作的三個領域中,以對加害者的處置最為複雜。它不只牽涉法律哲學和倫理難題,也經常受到每一個國家政治現實情境的影響。不同時代及不同國家處理轉型正義的差異,主要也發生在對加害者的不同處置方式。

早在西元前五世紀的雅典,就曾經出現過轉型正義的情境。雅典在「四百人執政團」的獨裁政體崩潰、重返民主之後,立即對前獨裁政權進行追訴的工作。不過,雅典當時所追求的並非「勝利者的正義」,當時的追訴工作是透過正當的法律程序進行。獨裁政權的某些成員雖被起訴,最終卻無罪釋放。而為首的三人雖被定罪,罪名卻是對國家不忠,因為雅典當時並沒有處罰「顛覆民主政體」的法律。當時雅典追求轉型正義的目的,似乎是為了防範未來,而非報復過去。

雅典的例子只是人類史上的單一火花,後來就不曾再出現追求轉型正義的例子。其間雖然有不少革命政權對舊政權的統治者加以處罰,如法國大革命後的政府將國王路易十六和皇后瑪莉.安東尼送上斷頭臺,俄國共產黨將沙皇全家男女老幼全部祕密處決。然而這比較是狂野式的報復,而非制度性對正義的追求。正如捷克總統瓦茨拉夫.哈維爾(Vaclav Havel)所說的,轉型正義的處理應該顯示:「我們不像他們。」民主社會對加害者的處置,應合乎文明社會的要求;轉型正義應是建立民主文化的一環,而非報復。

人類史上第一個轉型正義時代,是第二次大戰之後的戰犯審判。戰爭期間英國外交部在傳給盟國的備忘錄中,反對在勝利之後以審判方式對待戰犯,因為他們的罪行太過極端,無法用法律來處置;直接將其處死是較為適當的方式。邱吉爾在雅爾達會議中,亦主張直接將戰犯處死。後來在美國的主張下,諸戰勝國以法律審判來處置戰犯。戰後由十一個戰勝國組成的國際法庭在紐倫堡(納粹反猶太法律頒布的都市),審判二十二位納粹戰犯,其中十二位判處絞刑。可是紐倫堡的審判卻只限於納粹,而放過了主動地、積極地協助納粹殘害人類的他國人物,因此也造成了西歐國家歷史記憶的扭曲。

除了紐倫堡審判之外,四個戰勝國也單獨成立法庭審判戰犯。美國的軍事法庭判處四百五十名戰犯死刑;英國的法庭判處二百四十名戰犯死刑;法國法庭則判處一百零四名戰犯死刑。在亞洲地區,東京的「遠東國際法庭」審判二十八位日本政府的高級官員。麥克阿瑟在橫濱成立的美國軍事法庭,則判處一百二十四位戰犯絞刑、六百二十二位戰犯無期徒刑。東京和橫濱的戰犯審判都沒有嚴格遵守適當的法律程序,因此被批評為「勝利者的正義」。

這是轉型正義的第一時代。其特徵是以「法治」(rule of law)和普世價值為基礎來審判加害者。加害者的行為即使合乎當時的法律或政治體制,如果違反自然法的基本精神和普世價值,仍然負有刑責。

以普世價值審判加害者,只是這個時代追求轉型正義的一部分,更多的例子是人民以自己的手來執行他們所認為的正義。義大利的獨裁者墨索里尼夫婦逃亡至邊境附近被逮捕,立即就地槍決,並將夫妻的屍體運回米蘭倒吊在公共廣場示眾。此外也槍決了大約一萬二千人。在法國,不經審判而槍決的人數也大約有一萬人;另外有大約二萬名婦女因為和德國占領軍有親密關係而遭當眾剃頭,公開羞辱。

即使存在許多缺陷,紐倫堡審判仍為下一個時代的轉型正義立下重要的原則:根據法治和普世價值來審判加害者。轉型正義的下一個時代,是一九七○年代末期開始的「第三波民主化」。因為政治情勢的限制,大多數新民主國家的轉型正義工作,都無法貫徹紐倫堡大審的原則。它們大多因為國內的政治情勢,不得不為了和平、民主鞏固以及社會和解,而使正義原則有所妥協。這個轉型正義時代所追求的,比較不是「正義」,而是「真相」。紐倫堡大審之所以能夠貫徹正義原則,畢竟是因為戰勝國審判戰敗國的加害者,不會受到戰敗國政治情勢的影響。

新時代轉型正義的第二項特徵是:狂野式的正義非常稀少。正義的追求大多透過體制,不論是法庭的審判或「真相和解委員會」的運作。較諸上一個時代的轉型正義,這也象徵人類文明的進步。

羅馬尼亞是其中少見的例外。其獨裁者裘塞斯古夫婦(Nicolae and Elena Ceausescu)被逮捕之後,在小房間裡審判十九分鐘即被判處死刑,並立即槍決。 。此種以暴易暴的行徑,對轉型正義是一種傷害。因為轉型正義的任務之一,即是建立民主法治的政治文化。此種行徑卻使得民主政府和獨裁政府沒有兩樣,羅馬尼亞或許是民主轉型過程的例外情境。第三波民主化的普遍特徵是很少民眾失去生命,可是在羅馬尼亞的民主化過程中,卻有一千多人死於政府的鎮壓。羅馬尼亞畢竟是少數的例外,當代新民主國家對獨裁者或加害者如果加以追訴的話,大多透過民主體制中的適當法律程序。然而,正當的法律程序雖然最文明也最有助於民主文化的建立,卻同時也是最困難的方式。


序: 追求真相與和解的可能
黃長玲 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理事長

一九九八年一月,號稱民主先生的臺灣史上第一位民選總統李登輝,以國民黨主席的身分,在蔣經國逝世十週年的紀念會上,形容蔣經國是「一位極具優越領導品質的偉大政治家」。 二○○○年五月,剛就任總統的陳水扁,偕同副總統呂秀蓮,一同到中正紀念堂向蔣介石銅像致敬。 二○○二年十二月,已經退出國民黨的李登輝對媒體自稱是「蔣經國學校最好的學生」 ,而且一年半以後,在他的新書《見證臺灣》的發表會上,再度用「蔣經國學校畢業的學生」形容自己。 李登輝不是唯一讚譽蔣經國的民選政治人物,陳水扁也不是唯一向獨裁者致意的民選總統。擔任過蔣經國英文祕書的宋楚瑜與馬英九,前者在李登輝自稱蔣經國學校的學生時,公開批評李並未真正繼承蔣經國路線,後者則年年在蔣經國忌日時到頭寮祭拜。

二○一四年底以無黨籍身分當選臺北市長的柯文哲,在競選過程中公開表示蔣經國晚年功大於過。 直到二○一五年初,李登輝接受香港明報訪問時,仍表示「沒有蔣經國、沒有李登輝,就沒有臺灣的民主」。 同年秋天,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宣佈四度角逐總統大位,表示要像蔣經國一樣深入基層,臺北市長柯文哲以蔣經國的名言對宋致匾祝賀,而國民黨總統侯選人洪秀柱則批評宋楚瑜已背離蔣經國精神。

民主國家中,過去的威權統治者仍然得到某些人民的肯定是常見的現象。墨索里尼在義大利、法朗西斯科.法朗哥(Francisco Franco)在西班牙、奧古斯圖.皮諾契(Augusto Pinochet)在智利、或是朴正熙在南韓,都是如此。然而,民主國家中,很少看到像臺灣這樣,朝野政黨領袖競相以威權統治者的繼承人自居、彼此攻訐對方並非威權統治者真正的繼承人、或是概括性地肯定威權統治者。除此之外,當然也很少見到即使已經民主化近三十年,還有許多機關學校內矗立著獨裁者銅像,更不提政府每年以龐大的經費挹注位居首都中心的獨裁者紀念館,如同依然座落在臺北市中心的中正紀念堂。一個國家究竟要如何一邊打造民主,一邊保存對於獨裁者的正面記憶?

歷史上許多統治者,無論是威權或是民選,都有其複雜面。然而,對於民主國家而言,國家資源的運用方式或是政治領袖的言談作為,都牽動著民主價值的建立與成長。朝野政治人物持續公開肯定威權統治者,或是將威權統治者視為選舉時的重要政治資產,已足以說明在臺灣推動轉型正義的艱難。另一方面,當選之初可能是考量族群和諧而向蔣介石銅像致敬的陳水扁,卻在二○○六年開始推動轉型正義,當時不但朝野之間已因許多問題對抗激烈,第一家庭也開始陷入貪腐傳聞,在既缺乏政治溝通,又無法具備道德高度的情形下推動轉型正義,非但無助於其實踐,也使得許多人認為它只是政治工具,而忽視轉型正義是關乎民主、人權、以及公民的自由與尊嚴的重要議程。

南非在民主化初期成立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是許多人所熟知的轉型正義體制,許多新興民主國家後來效法南非的經驗成立類似的委員會,但是這樣的體制在臺灣從未出現。二○○七年底,鑒於民主化以來,政府對轉型正義的種種不作為、消極作為、或胡亂作為,我們成立了「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希望以民間的力量監督政府作為,進行社會倡議,促成臺灣轉型正義的實現。從籌備成立開始,就將出版一部民間版的轉型正義報告書,設定為主要工作目標之一。當時的規劃時程,是希望這本報告書能在三到五年內出版。然而,一連串的其他工作,既延宕了出書的計畫,也給予我們更多的素材與時間思考這本書的樣貌。這些工作包括連續幾年的白色恐怖受難者訪談計畫、要求政府開放政治檔案、倡議成立國家人權博物館、呼籲政府返還受難者遺書等。

二○一一年春天,我們開始具體規劃與討論這本書。初步規劃的方向就是目前這套書三個分冊的主題:介紹轉型正義的概念與國際經驗、說明臺灣在轉型正義上已經完成的工作或是正在進行工作、以及臺灣遲遲未做而有待完成的工作。初步規劃的範圍比目前這套書所呈現的範圍還廣,但是考慮到某些議題已有相當完整的報告,譬如國民黨黨產的處理情形,因此就不再納入。關於歷史記憶的部分,由於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口述歷史發展脈絡與路徑都不相同,也因此分開以不同的篇章處理。由於參與本書撰寫的不只是本會成員,還包括其他學界同仁以及專業工作者,眾人在各自的工作領域中都已經異常忙碌,因此收稿時間以及相關編輯工作也一再延後。在稿件修改與編輯期間,本會所規劃的另一本書《無法送達的遺書:記那些在恐怖年代失落的人》於今年年初出版。出版之後所得到的肯定與迴響,一方面使我們深受鼓舞,覺得臺灣社會終究是有理解白色恐怖的渴望,另一方面則讓我們更下定決心要盡快將這個報告書出版。

這是一個「階段報告書」,因為轉型正義無論在臺灣或是在國際上,無論在概念或是在實踐上,都還在持續發展中。書名來自捷克小說家米蘭昆德拉廣泛被引用的名言:「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在威權體制下,權力的濫用何其廣泛,然而我們對於威權統治的記憶,又是何其的空泛。臺灣的民主轉型曾被稱為寧靜革命,雖是成就,也有代價。代價之一就是:在當年朝野雙方都支持補償但迴避歷史的情形下,這場記憶與遺忘的鬥爭還沒開始就已經結束。然而,歷史的傷痛終究有它自己的聲音,無論是透過受難者的回憶,或是白色恐怖的相關研究,記憶始終在對抗著遺忘。這些傷痛的聲音,不但劃破了臺灣民主轉型的寧靜,也使得包括政府在內的許多人,開始面對自身在這場鬥爭中該有的角色。

這本書能夠出版,除了要感謝所有的撰稿者外,也要感謝族群和諧公益基金、兩位不願具名的捐款者、本身是受難者的畫家陳武鎮先生、以及衛城出版社的編輯莊瑞林與劉盈君女士。沒有族群和諧公益基金的補助,本會很多工作都無法推動,而沒有那兩位捐款者的慷慨解囊,經費困窘的我們,也無法在出書進度延宕後,還得以延續工作,讓本書能順利進行。在編輯與出版工作的最後階段,封面的設計與選取,一度產生困難,如何既能夠控訴過去的不義,又能夠開啟對話與反省,著實是個挑戰。陳武鎮前輩的畫作,解決了這個難題,他願意提供我們使用的心意,也讓我們銘記在心。瑞琳及盈君對於本書所付出的心血,非三言兩語可以道盡。尤其是瑞琳,自編輯《無法送達的遺書》以來,就是給予我們最多支持的夥伴。我們的出書工作,沒有她的種種協助,不可能完成。最後,最需要感謝的是過去許多受難前輩、學界先進、以及民間組織的朋友,對於轉型正義所付出的努力,以及對於我們的許多鼓勵。小說家季季在回憶錄《行走的樹》中,側寫了白色恐怖下謊言侵奪真實、受害者成為加害者的歲月。在那個被扭曲的年代中,真誠正直不再是素樸的為人之道,而是使得家人朋友可能受到傷害的堅持,更不談在這之中所失去的理想與希望。在白色恐怖下,許許多多人所承受的許許多多的傷害,有些可能療癒也有些無從療癒,然而他們都需要被記得,被經驗過以及沒有經驗過的人一同記得。

唯有記得,才可能讓它不再發生。

序:真相與和解的可能

▼卷一 清理威權遺緒
導言
第一章 民主時代的威權遺產
第二章 各國的轉型正義工作
第三章 威權獨裁下的國家暴力
附錄一 二二八事件的人權迫害形式
附錄二 白色恐怖的政治案件總數有多少?
附錄三 國家的敵人與充滿敵人的國家

▼卷二 記憶歷史傷痕
導言
第四章 前「轉型正義」的平反工作
第五章 受難者賠償
第六章 官方史料的公布
第七章 歷史記憶的整理:二二八口述史與轉型正義
第八章 白色恐怖口述史的批判性回顧 
第九章 紀念遺址與轉型正義設施

▼卷三 面對未竟之業
導言
第 十 章 法律之惡與道德困境
第十一章 歷史記憶的糾結
第十二章 對受難者的照顧
第十三章 兩大標竿政治案件:林宅血案與陳文成命案
第十四章 追還財產的超級硬仗
結語:那些我們該記得而不記得的事
附錄一 聯合國處理轉型正義原則
附錄二 臺灣轉型正義大事紀 
感言與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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