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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翻譯了整個中國》
作者 范瑋麗
出版社 蔚藍文化
ISBN 9789869205023
分類 傳記 > 文化及學術界人物傳記 > 概論
價格 HK$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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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紅樓夢》的英譯本在台灣會被撕掉版權頁,刪除譯者名字?
為什麼一對在翻譯學界擁有巨大成就的異國夫妻,在中國會遭受到無情的迫害?

一個是才華洋溢的劍橋才子,
一個是為愛生死相隨的英倫情人,
一個兩岸讀者都會感到震撼的故事。

以深厚的學養在中英兩種文化之中優遊自得
以生命深沉地見證了時代的苦難和喜樂

1935年,在一艘繞行於地中海的郵輪上,一位會算命的埃及導遊盧克曼對楊憲益說:「我看到一片水,是地中海,是大西洋;我看到一個英國女郎,在水一方,金髮碧眼,向東方眺望,她正為你而憔悴。」
楊憲益怦然而笑。
「你倆尚未相遇,」盧克曼面不改色,繼續用他誦經般的聲音唱誦道,「但是相遇就在不久的將來,探險、獵奇和一系列美妙之事在你們的前方等待……」

果然,二十歲的楊後來在牛津大學莫頓學院遇見了Gladys(戴乃迭),從此展開了兩人高潮迭起的精采人生。Gladys為了愛,不顧母親勸阻,跟隨楊憲益來到動盪的中國。他倆是倚天劍與屠龍刀,二人刀劍合體攜手在翻譯事業上交出了令人驚嘆的傲人成績。紅樓夢、資治通鑑、楚辭、儒林外史......一本本經典英譯相繼出版,幅度之廣,品質之佳,在國際間獲得了高度的評價。

但這樣一對神仙伴侶卻也被捲入時代悲劇的巨輪中,文革期間,因著莫須有的罪名,兩人先後被捕,繫獄四年,受到了種種荒謬的折磨,兒子楊燁也在這一波政治風暴中身心受到重創,最後自殺身亡,成了楊憲益心中永遠的痛。

曾經,在1945年8月抗日戰爭結束時,Gladys對未來充滿信心,滿以為一種安定美好的生活指日可待。「楊憲益希望在不久的將來為自己建一個書房;我的夢想還有點遙遠,我想擁有一棟帶著花園的房子,花園裡有我們的孩子們在玩耍。」這麼平凡的一個願望,卻是她一生都未能實現的夢。

晚年的楊憲益以無比寬容的胸襟,沉痛卻平靜地面對他一路走來的記憶,包括他摯愛的妻子、兒子以及許許多多身邊傑出的友人,「舉世盡從愁裡老,此生合在醉中休」老人終歸以睿智理解了整個時代,寧靜豁達,無怨無悔。

楊憲益是翻譯家,一生以深厚的學養在中英兩種文化之中優遊自得,而做為一個歷經苦難的近代中國知識分子,他則是在哀樂兩種境域之間,以生命深沉地見證了時代的苦難和喜樂。本書作者范瑋麗在先生晚年有緣親近採訪,紀錄整理了大師豐富的一生,為時代保留了一個巨大的身影。

★ 關於楊憲益(1915年1月10日-2009年11月23日)
生於天津,祖籍安徽盱眙(今屬江蘇省淮安市),著名翻譯家、外國文學研究專家、詩人。

出身名門,高祖父楊殿邦曾任清朝漕運總督,父親楊毓璋擔任過天津中國銀行行長。楊是家中獨子,十二三歲時入讀教會學校新學書院,1934年畢業後,跟隨英國教員C.H.B. 朗曼經美國到倫敦求學。

1935年報考牛津大學墨頓學院,成績合格但被推辭錄取,轉至歐洲短期遊歷。

1936年秋入讀牛津,研究古希臘羅馬文學、中古法國文學及英國文學,曾擔任中國學會主席。

1940年回國任重慶大學副教授,1941至1942年任貴州貴陽師範學院英語系主任,1942年至1943年任成都光華大學教授,1943年後在重慶北碚及南京任編譯館編纂。

自1953年起,任外文出版社翻譯專家,與夫人戴乃迭翻譯了中國古典小說《魏晉南北朝小說選》、《唐代傳奇選》、《宋明平話小說選》、《聊齋選》、《儒林外史》、《老殘遊記》及《離騷》、《資治通鑑》、《長生殿》、《牡丹亭》、《唐宋詩歌文選》等經典作品。60年代初,楊戴兩人開始翻譯《紅樓夢》,最終於1974年完成並由外文出版社分三卷出版,深獲好評,被譽為西方世界最認可的《紅樓夢》英譯本之一。

文革期間,楊戴二人曾遭批鬥,身陷囹圄達四年。

1982年,發起並主持「熊貓叢書」系列,旨在彌補西方對中國文學了解的空白,這套叢書有《詩經》、《聊齋志異》、《西遊記》、《三國演義》、《鏡花緣》等中國古典文學經典,也收錄了《芙蓉鎮》、《沉重的翅膀》以及巴金、沈從文、孫犁、新鳳霞、王蒙等人的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重新打開中國文學對外溝通窗口。

1986年冬,加入中國共產黨。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後,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採訪,譴責中共當局血腥鎮壓,隨後宣布退出中國共產黨。

1993年,獲香港大學頒發名譽博士學位。2009年11月23日在北京煤炭總醫院逝世,享年95歲。


作者簡介:

范瑋麗,楊憲益先生最後三年生活的親歷者。
著有《燁,一九七九,耀眼的火光》《倫敦老友記》等。


【推薦序】被糟蹋的一代譯者(文/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 賴慈芸教授)

多年前,我還是碩班研究生的時候,有一次輪到報告紅樓夢的英譯。我從圖書館借了一套三冊的Dream of The Red Chamber,奇怪的是每一冊的版權頁都被撕掉了,根本不知道譯者是誰。上課時,我先聲明我不知道譯者是誰,因為有某個沒公德心的讀者把版權頁撕掉了。沒想到我的老師康士林教授(Professor Nicolas Koss)很淡定的說,「是我撕的。」我們全都大吃一驚,讀書人居然會做出這樣的事情,真是不可置信。但康老師解釋說,書是戒嚴時期他帶進台灣的,不把版權頁撕掉的話,有被海關沒收的風險。然後他告訴我們譯者是楊憲益和他太太Gladys Yang(戴乃迭)。那是我第一次聽到楊憲益這個名字。

那是一九九○年代初期,解嚴未久,那時也沒有Google,我們對大陸的譯者幾乎一無所知。一九九三年春天,我們四個研究生隨康老師到北京參訪,北外、譯協、外文局出版社等單位都去了,走馬看花。一天下午,康老師忽然說,帶妳們去見個老朋友。我們就這樣去了楊憲益和戴乃迭的家。建築灰沉沉的,他們小小的家分成兩個單位,一邊是臥室,一邊是起居室,中間還隔著公用走廊,想來十分不便。但楊先生還直說,很好住了,看了真是有點不忍。

戴乃迭那時已經不識人事,坐在邊上似醒非醒,沒有說話。楊先生卻是一派老紳士模樣,跟康老師開了一瓶洋酒,邊喝邊聊。我們稱讚翻譯紅樓夢工程浩大,楊先生卻揮揮手,說賈寶玉是個sissy,不合他的胃口。我們在北京買了不少字典,於是稱讚大陸工具書比台灣齊全得多,楊先生又哼了一聲,說中國沒別的長處,就是人多。我們實在太生嫩了,不知楊先生是客氣話還是真心話,只好乖乖閉嘴聽他們老朋友敘舊。

後來讀了博士班,楊戴合譯的作品成了我的研究材料之一,漸漸知道這有一面之緣的老先生老太太,竟然是名滿天下的多產譯者。但總還是有許多難解之處。看了這本《他翻譯了整個中國》,補上了一些原來不明白的地方。為什麼康士林教授在戒嚴期間帶他們的紅樓夢譯本進台灣,要把版權頁撕掉?雖說依照戒嚴法規定,「匪酋、匪幹之作品或譯著及匪偽出版品一律查禁」,但其實執法時鬆時緊,像傅東華、王力等人,在戒嚴期間就悄悄以本名在台發行著譯作品了。或許傅東華、王力既然被打成右派,就沒那麼犯禁;楊憲益這種在大陸官方機構做事,專門幫熊貓出版社出書的,風險的確高一些吧。畢竟戒嚴期間,提到郭沫若時還要加給匪字,寫成「郭匪沫若」。又為什麼我們在一九九○年代初期去看楊憲益夫婦時,他們住得那麼寒酸,並不像我們以為的「國寶級待遇」?因為那是在六四之後,楊憲益已經跟共產黨翻臉了。

開始教書以後,有一次面試一位申請入學的美國學生。他本來在美國唸的是古典語言學系,學的是希臘文和拉丁文,後來看了一本紅樓夢英譯本,大受感動,因此跑來台灣學中文。我當然就問了是哪一個譯本,本來以為大概是企鵝文庫的霍克思(David Hawkes)譯本,想不到他說是楊憲益夫婦的譯本。楊憲益夫婦譯本,和霍克思、閔福德(John Minford)翁婿合譯本,到底那一個譯本好,研究者眾,論文也出了不少篇,甚至有人做成語料庫來比較。一般說來,楊氏譯本忠實、霍閔譯本流暢靈活大概是共識。但我無意在此比較譯本得失,一來中文母語者畢竟不是他們的目標讀者,譯本原是給英文讀者看的;再者我從初中開始看紅樓,在看譯本之前,中文原作已經看了多次,裡面的詩詞也能背幾首,因此我不是很好的裁判者。但那位美國學生因為楊氏譯本而學習中文,最後中文程度足以看紅樓夢的原著,也在台灣讀完翻譯碩士,開始翻譯台灣的小說,的確可以證明楊氏譯本的價值。

但看這本《他翻譯了整個中國》時,心酸的是譯者竟然沒有選擇要不要譯,要怎麼譯。上級叫他們翻譯甚麼,他們就得翻譯,中間還入獄多年,出來繼續翻譯,譯稿還得經過政治審查,還有一堆難以討好的紅學專家等著挑毛病。在這樣肅殺的氛圍下,譯者哪裡還能奢談甚麼翻譯策略,只求不出錯就謝天謝地了罷。難怪楊氏不少譯本都帶有一點公務員的匠氣,也算是譯者的無言抗議吧。

文革期間入獄的譯者,當然不只楊氏夫婦。譯者必懂外文,懷璧其罪,永遠洗不清間諜、叛國的嫌疑,因此文革中受害的譯者極多。近年來爬梳台灣翻譯史,發現台灣在戒嚴期間,出版社曾大批盜用大陸譯者的作品,大陸譯者被台灣出版商塗改姓名、易名或匿名出版的,多達三百多人;而拜網路之賜,現在要查到對岸譯者的資訊已經不是難事。整理這批譯者資料的時候,更是心驚。只要看到過世年代在一九六○年代後期到一九七○年代中期的,就知道大概又是死於文革;沒死於文革的,多半也都吃過苦頭、蹲過監獄、勞改下放。楊戴二位從事中譯英,英文讀者多於中文讀者;他們在戒嚴時期又是犯禁的名字,台灣學界沒有什麼人提過。因此台灣知道他們兩位的甚少。但英譯中的譯者,台灣讀者可能熟悉一些,說不定也讀過一些他們的譯作。

像是〈漫漫回家路〉一章,提到一開始舉薦楊憲益回國任教的吳宓(1894-1978)和沈從文(1902-1988)。吳宓是哈佛回來的西洋文學專家,台灣1968年海燕出版的《福祿特爾小說集》(今譯伏爾泰),沒有署名,其實是他的學生陳汝衡翻譯的,譯筆極佳;吳宓本人則寫了一篇〈福祿特爾評傳〉,也收錄在海燕版裡面,只是當然也沒有署名。吳宓在文革中被下放牛棚,終日批鬥,還被推倒斷腿,動輒不給飯吃。苟延殘喘,晚景悽涼。沈從文大名鼎鼎,文革中也被批鬥甚慘,七十多歲還被下放洗女廁、種菜養鴨,苦不堪言。〈俞黔奔波〉中提及的梁宗岱(1903-1983)與台灣更有淵源,他的妻子沈櫻(1907-1988)攜子女來台灣後,成為知名的譯者,梁宗岱翻譯的《蒙田散文選》也在台灣被盜印至少五次。留法的梁宗岱在文革中吃盡苦頭,多次被毆打折辱。〈東下,北上〉提到的劉尊棋(1911-1993),也有一部譯作以假名在台灣流傳:志文出版社的《撒克遜劫後英雄傳》,其實就是劉尊棋翻譯的《艾凡赫》。劉尊棋因為待過美新處,反右年間下獄,文革又下獄,妻離子散。〈鋃鐺入獄〉一章中還提到名翻譯家傅雷,他譯的作品在戒嚴期間至少有八本在台灣盜版流傳,包括《高老頭》、《貝多芬傳》、《約翰‧克里斯朵夫》、《托爾斯泰傳》等;又因其子鋼琴家傅聰藉出國機會出走,台灣皆解讀為「投奔自由」,大肆宣傳,因此傅雷的知名度在台灣頗高。他在文革中與妻子雙雙自殺,更是令人不捨。

反觀與楊憲益生命中同樣有過交會的另一批人,如梁實秋、羅家倫、杭立武,則因為選擇來到台灣,而有了截然不同的命運。這實在是當時始料未及的事情。

文學翻譯必有譯者,而譯者是活生生的人,必有其歷史背景、機運、喜好、包袱、感情與局限。因此談翻譯不能不談譯者。遺憾的是,因為政治的扭曲,我們過去有很多不能提的譯者。出生於二十世紀初的一輩譯者,命運之多舛實難想像:如果一九四九年留在大陸,就會遇到文革,而且譯作往往被台灣盜用數十年,也無人正名;如果來台,固然可以逃過文革,但也可能一輩子還鄉無望。今天看到這樣一本譯者的故事,多少彌補了一點遺憾。也希望未來能看到更多譯者的故事,對一代生命被糟蹋的譯者前輩致敬。

推薦序 被糟蹋的一代譯者(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 賴慈芸教授)
自序 難忘小金絲

第一章 浪漫預言
經過了一座座的金字塔,一個月光如水的夜晚,埃及導遊對楊憲益下了預言:「我看到一片水,是地中海,是大西洋;我看到一個英國女郎,在水一方,金髮碧眼,向東方眺望,她正為你而憔悴。」……

第二章 漫漫回家路
中日戰爭之際,楊憲益的家鄉天津已被日本人佔領;原本豐厚的家業,因著揮霍無度及投資失誤,加上通貨膨脹,家道迅速敗落了。楊憲益完成在牛津的學業後,婉拒哈佛大學的邀請,毅然決然帶著Gladys返回中國,「我對回國的決定從未有過一點遲疑,即使中日戰爭已經完全打亂了我的計畫。」

第三章 「一腳踏回中世紀」
初至落後的中國西南內陸,Gladys經受了種種磨難—起疹子、拉肚子、換瘧疾,不一而足。如此原始的居住環境是她做夢都想像不到的,但她坦言,「我來中國不是為了革命,也不是為了取經,而是因為我對楊憲益的愛,因為我兒時對北京的美好記憶,和我對中國古老文化的敬仰。」

第四章 渝黔奔波
1940的戰亂年代,物資匱乏、顛沛流離,竟是楊憲益在中國最美好的日子。他與Gladys有了孩子,還結識了許多文人朋友,經常相聚,飲酒作詩。同時,他們夫妻被梁實秋聘為國立編譯館的高級研究員,一起翻譯了《資治通鑑》、《老殘遊記》、許多中國的古典詩詞、一些英譯中作品等。楊憲益聲稱那是他最「多產」的時期。

第五章 東下,北上
局勢持續動盪,好不容易抗日戰爭結束,楊憲益一家隨著國立編譯館的遷移,搬至南京。沒多久,國共較量進入最後關頭,許多國民黨官員紛紛逃離南京,楊憲益選擇留下來,未曾想到這一決定便注定了他們後半生的命運。

第六章 紅色風暴
文革開始了,Gladys在給母親信中寫:「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大規模的群眾運動。」而在外文局工作的楊憲益遭到批判,聲討他的大字報,數以萬計,貼滿了外文社大院的每座樓。他先被稱為「反動修正主義份子」,後來又變成「反革命份子」。走過戰亂的他,那麼多年從沒感到恐懼,但「那個紅八月是令人恐怖的……連我也害怕了。」

第七章 鋃鐺入獄
1968年,某個普通的夜半,楊憲益與Gladys先後遭到逮捕,兩人同被懷疑是英國間諜,而這一關,就是四年。不過兩人在獄裡的境遇迥異,楊憲益與獄友們相處愉快,教他們學歌誦詩,Gladys則是被單獨囚禁,只有幾本閱讀材料可讀。聽說她用舊牙刷把囚室的牆刷得一塵不染。楊憲益還說,她出獄後有一年多的時間常常自言自語。

第八章 「拘留」結束了
莫名其妙入獄,兩人在1972年3月莫名其妙出獄了。楊憲益一回家,馬上就是去看望母親,Gladys卻發現自己的母親賽琳娜已離世。她在獄中的那幾年,母親與姊姊想盡辦法要解救她,在一封給周恩來總理的請願書中,有近兩萬名英國人的簽名。

第九章 「我不是紅學家」
入獄前,楊憲益與Gladys利用業餘的時間著手進行《紅樓夢》的翻譯。沒想到,幾千頁的譯稿沒遭到文革的破壞,神奇地被保存下來了,不過此時Gladys對於這本巨著的翻譯工作「已經沒有什麼熱情了」。經過一番波折,終於兩人翻譯的英文版《紅樓夢》第一卷於1978年出版,而且聲名大噪,接連不斷地接受採訪。原本默默無聞的他們深受困擾,尤其是楊憲益,對於自己被稱做「紅學家」厭煩至極。

第十章 紛至沓來的「烏紗帽」
在《中國文學》工作了二十多年後,楊憲益晉升為主編,此頭銜幫他恢復名譽,平反昭雪,但也帶來無休止的會議。他們結識許多中西方的作家文人,家裡經常高朋滿座,觥籌交錯,楊家還獲得「楊氏沙龍」的美稱。但他們也付出了極高的代價,Gladys常在給朋友的信裡寫:「我們完全沒有了自己的時間,也沒有時間閱讀。」如此輝煌的日子維持了十年之久。

第十一章 燁,耀眼的火光
楊憲益與Gladys在離開英國兩年後,有了第一個孩子楊燁。楊燁生性敏感,知道自己與別人不同,總是努力融入團體,保持一致。他喜歡閱讀,學業表現也優異,卻因為父母的關係,沒法通過政治審查,進不了好學校。他更加努力,卻發現無法改變自己的出身。文革時期他受到嚴重衝擊,精神出現異常,有年夏天他突然一反常態,認為自己是英國人,拒絕生活在中國。Gladys帶他回英國生活,他認真適應環境,卻還是躲不過自己是誰的困境……痛失愛子之後,Gladys開始酗酒。

第十二章 「我想回家」
晚年的楊憲益先後三次與癌症交鋒,2009年他因淋巴癌住進了北京煤炭總醫院。他做了放射性子粒子植入微創手術後,頸部的腫瘤雖然迅速縮小,卻也漸漸失去了聲音。「我要回家」是他留下的最後聲音,這恰好也是Gladys當年失憶後常說的一句話。她曾夢想住在一棟帶著花園的房子裡,他們的孩子在花園裡玩耍;如此普通的夢想,卻是她一生都無法實現的夢想。

第十三章 哭憲益筆記
8點多趕到醫院,爬上五樓,走進病房,管子、儀器都撤了。冬日的陽光從東向的窗戶裡射進病房……2009年11月23日,楊憲益先生走得平靜安詳,走在北京煤炭總醫院。

附錄一、最後的詩(楊憲益周年祭發言‧倫敦‧2010年11月20日)
附錄二、牛津植樹(牛津大學墨頓學院為楊憲益、戴乃迭植樹紀念文章‧北京‧2012年5月12日)

後記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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