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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渭水傳--臺灣的孫中山》
作者 黃煌雄
出版社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ISBN 9789571363646
分類 傳記 > 政治人物傳記 > 其他
價格 HK$1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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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血男兒、革命性格
被遺忘的蔣渭水精神

在臺灣近代民族運動史上,蔣渭水先生是最具影響力、最讓執政當局寢食難安、最能喚醒社會良知、最能體現臺灣人精神,他是日治臺灣時期政治與社會運動的第一指導者,公民運動的導師。

本書是全球第一本《蔣渭水傳》,從蔣渭水先生早期生涯到民眾黨時期,分析他的特質與歷史角色,完整記述蔣渭水先生十年如一日的奮鬥過程,他創立的四個事業:第一個全臺文化組織「臺灣文化協會」、第一份臺灣人的報紙臺灣民報》、第一個政黨「臺灣民眾黨」、第一個全臺工會組織「臺灣工友總聯盟」,如何引導臺灣知識分子主導公共領域的時代,他敢言人所不敢言,敢寫人所不敢寫,反不公、反不義、反歧視的堅持如何影響台灣人,他如此徹底的性格、不妥協的精神,如何在臺灣近代民族運動史扮演重要角色。

從醫病的醫生,到醫世醫民的社會運動家,最能體現蔣渭水先生一生的是「臺灣精神」與「民族正氣」,這是蔣渭水先生逝世八十餘年後留給臺灣人最寶貴的遺產。


作者簡介:

黃煌雄

學歷: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政治理論組學士(1963-1967)
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1968-1971)
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訪問學人(1996-1998)

著作:
1975年:《論戰國時代的合縱與連橫》
1976年:《臺灣的先知先覺者:蔣渭水先生》
1977年:《臺灣抗日史話》
1978年:《國民黨往何處去》
1980年:《到民主之路》
1983年:《臺灣的轉捩點:訪問演講篇》
1983年:《臺灣的轉捩點:國會質詢篇》
1986年:《國民黨支配時代的結束》
1989年:《從抗爭到執政》
1992年:《建國新藍圖》
1995年:《戰略:臺灣向前行》
1999年:《在哈佛的沉思:從世界看臺灣》
2000年:《還財於民:國民黨黨產何去何從?》

相關著作:
2005年:《腳步:黃煌雄監委工作紀實(1999-2005)》


鄉土感情為蔣氏參與政治社會運動的原動力。因為如果沒有這種對生長地方的熱愛之情,以醫生身分,蔣氏自可過著無憂無慮的「物質生活」,且可為子孫置業留產,而享盡天倫樂趣,受到世俗羨慕。但由於與生俱來的鄉土感情,對鄉土所受歧視與壓迫的不滿,以及期待鄉土改革與進步的殷切,蔣氏不僅毅然決然地拋棄世俗生活,致力於喚醒島人的工作,在過程中且進一步昇華出一種使命感。綜觀蔣氏一生,便始終在鄉土感情與使命感的驅使與號召下,為臺灣政治社會運動鞠躬盡瘁。

這種鄉土感情,蔣氏在參與政治社會運動之初,表現得特別尖銳。一九二一年成立的「文協」,直接目標即在醫治臺灣人患的「智識的營養不良症」;「文協」第一號會報,蔣氏寫有〈臨床講義〉一文,其診斷的病人即臺灣,病人所患的,即「智識的營養不良」;在「治警事件」的「五人答辯」中,蔣氏重述這一「智識的營養不良症」;一九二四年蔣氏因案入獄,「聽見鑼鼓聲和炮聲」時,對於「農家、勞動者、藝娼等一般下級社會的無新教育階級」,在「負擔官債和地主債」以外,還要負擔這種「神明債」,便感嘆地說「我們大多數的農民同胞,永沒有自覺出頭天的機會了」;一九二四年,當臺灣大學還在籌畫階段,蔣氏即著文〈反對建設臺灣大學〉,其所持理由有三:

第一、據大正十二年(一九二三年)度統計,本島人的學齡兒童就學數,男女平均百分之三十三,而在本島的內地人(日本人)學齡兒童就學數,已達到百分之九十九零七……現時不但不能鼓舞本島人全部的學齡兒童使其就學,連自發希望入學的兒童,都不能全部收容……據當局說是因為經費不足,不能十分施設,普及到一般的兒童……怎麼有經費可以建設大學呢?豈不是本末顛倒的計畫嗎?像這樣不顧民眾的初等教育,而只要建設一個少數階級利用得到的大學,恰似築屋不打地基而裝飾屋蓋一樣,豈不是太錯誤嗎?

第二、據十二年度統計,正教員(訓導)人數比例,小學校有百分之八十四,公學校僅有百分之五十一,則公學校的教員中,大約一半是正教員,一半是代用教員……這代用教員的多數,是公學校教育的一大缺陷,政府已有餘裕可設大學,怎麼不急速增設師範學校來補充這缺陷呢?

第三、據十二年度統計,島內八個中學校的生徒總數二五九三名中,內地人一六九三名,本島人九○○名,八個高等女學校的生徒總數二七○六名中,內地人一八二六名,本島人八八○名,而同年公學卒業數一六二四六名,小學卒業數三四四六名,初等卒業生本島人比內地人多五倍,中等學生數內地人倒反加倍於本島人,一百六十萬的本島人中學生數反比十七萬的內地人中學生數更少,這是明白地表現出本島人中等教育的大缺陷咧,我望當局要先努力中等教育的普及才是。

臺灣大學於一九二八年成立,第一年的學生總數僅六十名,其中臺灣人六名,而經費卻達一百十一萬七千餘圓,臺灣大學乃變成「濫費的臺灣大學」;一九三一年,臺灣大學的年度經費為一百五十萬圓,臺灣人學生僅二十三名,每人平均每年要用六萬五千圓,臺灣大學更變成「金字塔上的教育」;而「金字塔上的教育」正是蔣氏極力反對的理由。由於強烈的鄉土感情,蔣氏認為在初等與中等教育普及以前,在基本師資充實以前,任何「金字塔上的教育」都是不切實際的方案。

這種鄉土感情,不僅驅使蔣氏做一些積極的事,也驅使蔣氏做一些消極的事,而在呼籲破除迷信的事情上,蔣氏的表現尤為感人,蔣氏說:

同胞們!你是知道呢,我們臺灣是有幾種很敗俗傷風、勞神費財的惡俗,是我諸同胞要去破除的,如燒金紙、吸阿片、祈安建醮、補運謝神,以及聘金婚葬之奢靡等……同胞啊!請你快一點起來!努力地去實行改廢,我們向政府要求利益均霑、待遇平等,你們努力改革惡俗,整頓社會,兩方並進,臺灣馬上就會新鮮。同胞啊!臺灣是我們的臺灣,臺灣的社會是我們的社會,是不得袖手旁觀放棄責任的,臺灣之厲害就是我們的厲害,臺灣社會向上之福利也是我們的福利,願我們同胞,快快實行,決定要使我們這臺灣有到什麼似的新鮮光耀才是!

一九二四年,當臺北稻江建醮幾鬧至支持者與反對者的全武打時,蔣氏更以充滿感情的語氣說: 此事幸未至交鋒而散,萬一開始戰鬥起來,就不得了,要死傷若干人命!也是不能預料的呀!總之無論是怎樣爭鬥,死的總是臺灣人,傷的也是臺灣人,不論哪一邊死傷,總之都是臺灣人。唉!臺灣人啊!唉!臺灣的同胞啊!「煮豆燃豆箕」自傷手足!何苦來也呵!猶幸未及交鋒便止散,這算臺灣的萬福了!倘一交鋒!吾不知到何時,才能結局。思了及此,我心碎了!我腸斷了!不得不以眼淚和墨,寫一句在這紙上,恭恭敬敬奉告於諸同胞之前!願諸同胞留意一點,須知鬩牆而鬥,是天下之最愚,同胞相殘,乃世間之最痛,願同胞在夜靜更深的時候,拿自己的良心來問一句就會知道的,吾同胞啊!願要早醒起來為是。

由於這種鄉土感情,蔣氏不免觸景生情,一九二七年,當他再為北署座上客,看到「面色很是蒼白全無生氣」的鱸鰻時,便以一種「誰人父母不痛愛子兒」的熱腸,針對本是「好好的青年」竟變為「無賴漢」的問題,盡情地說:

我在文協創立的當時,就感覺著有對此施設的必要,計畫設立文化義墊──徒弟學校──收容貧家所謂不良少年,教授工藝使他們成人,以防止無賴漢之發生,而當局大驚小怪,不肯認可,實在是很遺憾的了。我又感覺著我們的先輩者,對這個社會的缺陷,置之度外,同族社會內全沒有教育子弟訓練青年的社會的修養機關和救貧機關、互助團體。這樣的活醮全然沒有人出來提倡經營,只是巴結官僚諂媚神鬼,什麼艋舺的大醮事、中壢大溪……的建醮,消耗的金錢,動以數十萬計,這些死醮偏有人贊成大做而特做。唉!這些現象皆是臺灣民族的滅族亡家的兆勢。我們同胞啊!覺醒起來,那邊是死路啊!快快回頭罷。

這種鄉土感情自然也使蔣氏一開口便是臺灣三百六十萬同胞,一九二五年,蔣氏在「晨鐘暮鼓」欄內說:

現在是什麼的一天,是大正十四(一九二五)年的元旦!我在今天是多麼快樂、多麼希望,要把這晨鐘暮鼓挪放到在新高山的極頂,大敲特擂起來,北至富貴角,南至鵝鑾鼻,西至澎湖島,東至紅頭嶼,四向八方的臺灣三百六十萬同胞,都從睡夢中一時就驚覺醒起來!然後我就對我三百六十萬的同胞,先喊一聲,刷新精神!才下個總動員令:請從這維新的第一個元旦起,我們大家……不論是學生、商人、農夫、工匠……貧、富、貴、賤,都要提出精神來盡做臺灣人一份子的任務。

及這種鄉土感情昇華變成一種的使命感,蔣氏不僅要呼籲同胞、喚醒同胞,更要團結同胞、引導同胞,蔣氏這種昇華的使命感,可從臺灣民眾黨第二次與第三次全島黨員大會宣言表現的氣派,得到具體的概念。

一九二八年七月,民眾黨第二次全島黨員大會宣言內稱:

我們深知本黨所定綱領為臺灣人唯一的活路,所以對於綱領之實現,須極力去奮鬥,以求其貫徹。 一九二九年十月,民眾黨第三次全島黨員大會宣言內稱: 我們考察島內的形勢,知道民眾之趨向已是信賴本黨,我們因此益感責任之重大……本黨欲以最短期間實現本黨綱領政策達到人類解放之目的,需要同胞多數參加,是以不得不希望我臺灣同胞,必須切實明白今日之臺灣,只有本黨能圖謀民眾的利益,只有本黨能為民眾利益而奮鬥,對於本黨須予以督責和擁護,使本黨成為代表臺灣民眾利益的大眾政黨,這是本黨唯一的希望。

從這些宣言可看出,蔣氏的使命感,不僅使臺灣民眾黨「益感責任之重大」,也使臺灣民眾黨確信「只有本黨能圖謀民眾的利益」、「本黨所定綱領為臺灣人唯一的活路」;這種使命感終使蔣氏走上自我燃燒之路,最後且在「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的悲壯聲中,成為使命感的殉道者。


本土運動

臺灣近代非武裝抗日運動,在發軔初期,主要是由「資產階級和知識份子」領導;由於林獻堂的關係,梁啟超的思想曾影響及議會請願運動的作法。

光緒三十三年,西元一九○七年,林獻堂與梁啟超在東京奈良邂逅。當時林獻堂二十七歲,係第一次到日本,在此以前林氏雖當過霧峰區長、臺灣製麻株式會社的董事,並曾延師「授經史」,但大致地說,這時林氏只是一個未曾有過大風波體驗以及學問基礎薄弱的年輕人;而梁啟超時已三十五歲,曾參與公車上書、維新變法,且歷經大難而不死;曾暢遊南洋、澳州及新大陸,並先後在日本創辦《清議報》及《新民叢報》,且有多種論著問世,並已發揮其「筆鋒帶有感情」文筆影響力的人。在這種情形下,這次相見除滿足林氏的仰慕之情以外,對梁氏所論,林氏會如醍醐灌頂而受其影響,毋寧說是當然的事,其中梁氏對林氏說要仿效愛爾蘭人的抗英,便直接影響到初期在林氏影響下的抗日運動:

三十年內,中國絕無能力可以救援你們,最好效愛爾蘭人之抗英,在初期愛人的暴動,小則以警察,大則以軍隊,終被壓殺無一倖存,後乃變計,勾結英朝野,漸得放鬆壓力,繼而獲得參政權,也就得與英人分庭抗禮了。

林氏聽完此論後,覺得「真是妙不可言,自是銘心印腦」,一九一三年,林氏秘書甘得中,也曾以臺灣所處慘狀,就教於中國革命元勳戴天仇,戴氏說:

祖國現在因為袁世凱行將竊國,帝制自為,為致力討袁,無暇他顧,滅袁以後,仍須一番整頓,所以在十年以內無法幫助臺人,而且日本乃未經過民權思想洗禮的國家,視革命運動如洪水猛獸,絕無同情。君等和革命黨人往來,一定會受壓迫,未見其利,先受其害。為君等打算,可先覓門徑,和日本中央權要結識,獲得日本朝野的同情,藉其力量牽制臺灣總督府的施政,以期緩和他們壓力,或者可以減少臺灣同胞的痛苦。

戴氏和梁氏雖立場不同,但對於臺灣的抗日方式卻不謀而合,這種經由「和日本中央權要結識,獲得日本朝野的同情,藉其力量牽制臺灣總督府的施政,以期緩和他們壓力」的方法,事實上,即是議會請願運動的藍本。

議會請願運動雖只是一溫和要求,但剛開始時,卻頗能振醒人心,也頗刺激日據當局;不過議會請願運動在開始時,同時也包含一個致命的弱點,這便是缺少群眾基礎以及運動方式的流於「形式主義」。因此議會請願運動起初雖為臺灣近代非武裝抗日運動的主流,但當抗日運動全面展開以後,卻只成為當時洶湧澎湃的政治社會運動中一支旁流而已。

一九二一年,蔣氏即因響應議會請願運動而重燃「政治熱」,但隨著「文協」活動向大眾紮根,對議會請願運動方式有應有的反省,蔣氏漸漸成為一個本土運動者;他的背景、他的個性、他的職業、他的認知,以及更重要的,因客觀情勢發展的需求,終使蔣氏成為本土運動的「擎天柱」。

此處所謂的本土運動,是指以民眾為基礎,以臺灣為基地所從事的抗日運動而言,一九二七年成立的臺灣民眾黨,在蔣氏影響下,便成為這一運動的主要領導團體。

本土運動如以克良的話來形容,叫作「真劍(認真)的解放運動」,這種運動和「遊戲的政治運動」當然有根本上的不同;這種根本上的不同,也正是一九二八年以後,當議會請願運動已成為強弩之末,而臺灣民眾黨卻漸漸成為民心所向、同胞所信賴的戰鬥團體的真正理由。

議會請願運動的方法,為經由中央力量牽制地方施政,本土運動不僅經由中央力量牽制,也經由國際力量,以及更重要的,經由動員島內的民眾力量牽制;「文協」志在啟蒙民眾、喚醒民眾,本土運動不僅要啟蒙民眾、喚醒民眾,更要組織民眾、訓練民眾;本土運動所做的,不僅包括較議會請願運動與「文協」所曾做的、更加深入而擴大的工作,也包括為議會請願運動與「文協」所未曾做的對島內外大事提出具體批判與主張的工作。本土運動的最終目標,為臺灣人全體在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解放,所以本土運動,亦即是臺灣人的民族運動。本土運動由於具有這種深入、擴大、具體、尖銳的特質,不僅震撼人心,更震撼當局,因之一面固然戰果累累,一面也傷痕累累;在殖民地的鐵蹄下,本土運動與本土運動者最後都不免以悲劇終,實乃事勢的必然。

蔣氏為本土運動的推動者,也為本土運動的犧牲者,蔣氏領導的本土運動,就其主張、關係及本質而論,本是一種徹底而不受隸屬的民族運動。這種民族運動因為是徹底的,自和一些利權運動家不能相容,因為是不受隸屬的,又和隸屬於日本社會團體的新文協與「農組」不同;從這些不同與不能相容之點,不僅愈能看出蔣氏領導的本土運動的意義,也愈能看出臺灣近代民族運動的主體地位。


漢民族情操

臺灣近代非武裝抗日運動,正如《臺灣民族運動史》一書說的,「有兩種欲求最為熱切、爭取最力、用心最苦,其一是對祖國眷念的心情,其二是對同胞進步的願望。」早期「文協」的活動,特別是後來臺灣民眾黨的主張與運動,即為實現「對同胞進步的願望」;「對祖國眷念的心情」,「是由日本帝國主義統治的壓制、榨取與歧視所激發的民族意識與近代民主主義思想中心,而增強對祖國民族的向心力所凝結而成」,由於這種「對祖國眷念的心情」,臺灣近代非武裝抗日運動便洋溢著漢民族情操。

這種漢民族情操主要是經由潛意識文化的認同而來,辛亥革命為這種認同打了強心劑,孫中山先生的影像也強化這一認同,一九二四年中國國民黨改組,一九二六年國民政府北伐,以及一九二八年的中國統一,更將臺灣同胞的漢民族情操帶到高潮與新的希望。

一九一九至二○年間,當東京的臺灣留學生開始覺醒運動時,先後組織聲應會、啟發會、新民會,這些會名多取自中國書籍,「聲應」一詞源於《易經》,「新民」一詞源於四書;「新民會」決定的三大目標之一,即為「圖謀與中國同志的聯絡」;一九二○年,中國大陸發生饑饉時,臺灣留學生也自動籌資救濟;一九二三年,蔡惠如在《臺灣民報》的創刊號上,便這樣寫著:

漢學本來是世界最深奧的文字不容易明白,而且學生時代即沒有受過漢文的教育,哪裡會懂漢文的理義。漢文因這樣難懂又沒獎勵的機會,所以我們的臺灣兄弟自二十年來已經廢棄不慣了。噫!我想到這個地方,淚珠兒直滾下來了!為什麼緣故呢?因為臺灣的兄弟不懂漢文,我所以滾下淚珠兒來咧。這個緣故,是很容易明白的,我們臺灣的人種,豈不是四千年來黃帝的子孫嗎?堂堂皇皇的漢民族為什麼不懂自家的文字呢?

蔡氏因「治警事件」入獄時,在獄中更有「中原天地春依舊,綠水青山待客還」之句,從這些文字不難看出臺灣近代非武裝抗日運動在發軔之際,蘊涵有濃厚的漢民族認同。

為早期「先覺者」共同論壇的《臺灣民報》,在一九二三年發行時,臺灣已脫離中國達二十七年之久,此時臺灣同胞不僅對中國談不上認識,對漢文也相當生硬,《民報》發行以後,在漢民族情操的驅使下,便針對這兩大病症下藥。《臺灣民報》的一貫主張之一,便是恢復漢文教育,使用白話文,所以《民報》不僅轉載不少《新青年》雜誌的文章,也轉載中國名人的講話與專文;而為加強對中國的認識,《民報》也常報導有關中國的事情,所報導的事情之中,就資料顯示,實以一九二四年改組後的中國民族運動為中心。

一九二四年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確立三民主義的指導原理,扶助農工的政策,並宣稱對內要打倒軍閥,對外要打倒帝國主義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從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間,《臺灣民報》所報導有關中國的事情,便以這些論題為中心。一九二六年十月,當國民政府誓師北伐並旗開得勝時,《民報》即發表〈中國北伐軍的意義〉社論,認為「這回北伐軍的成功,確信是中國革命以來的大事件」,並要求日本政府在「日華親善」的原則下,應採取「嚴正不干涉主義」;及北伐軍在半年間節節勝利,《民報》在一九二七年一月,以〈中國國民政府承認問題〉為題發表社論,認為「現在國民政府的革命軍,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將大中國已經佔領三分之二……於是乎,國民政府的承認問題已經成為國際上的大問題了」,因而「希望日本以過去和將來的密切的關係,鼓舞勇氣率先去承認國民政府」;在同號的〈中國革命軍的將來與臺灣的影響〉一文,更露骨指出,北伐軍的成功,對於「同是漢族子孫」的臺灣青年,「心理上勢不得不有受很大的刺激」;國民政府收回漢口租界後,《民報》又發表〈國民運動與民族運動〉社論,指出「臺灣和中國是僅隔一葦,對現在中國的國民運動,應當比其他地方有認識其正體的必要。中國國民運動,是為全民運動,已不只限於民族運動的範圍呵!」一九二七年五月,日本政府憚於北伐形勢,出兵山東時,《民報》馬上發表評論,指控「對華出兵」是「武人外交的輕舉妄動」;從這些報導及立論,均可看出隸屬日本統治的臺灣同胞,對在三民主義旗幟下奮鬥的中國民族運動,不僅洋溢著漢民族情操,更毫無忌憚在「日華親善」的口號下,對日本政府提出控訴。

這種漢民族情操,也可從「先覺者」的運動及行事看出。由林呈祿執筆,發表於一九二○年十二月的《臺灣青年》,並成為後來議會請願運動主要指導原理的〈六三法問題的歸著點〉一文稱:「我們亦同情於(日本)政府向來所引為疑懼的,即有悠久歷史,又具特殊民情、風俗、習慣,並保有固有思想與文化的現在三百四十萬漢民族,能否與日本大和民族在同一制度下,加以統治,的確不無疑問。」治警事件發生後,「五人答辯」也表現出此種「漢民族」意識,林呈祿的答辯詞,稱日據統治下的臺灣同胞,為「中華民族的臺灣人」,又稱「現在臺灣島民的大部分,無論怎樣說,都無法否定他們是中國的福建、廣東移住過來的歷史事實,這事實在戶籍上也有明白的記載。」陳逢源說得更為激昂:「中華民族自五千年來,雖有同化他民族的歷史,但至今尚未被他民族所同化,這是中國歷史上數見不鮮的事實,若要排斥中華的文化,人民必起而反抗,所以若視漢民族如視琉球那般沒有文化和歷史的民族一樣就錯了。」「臺灣統治在物質上的成功,都是由我們祖先不屈不撓的奮鬥精神,開拓荒蕪不毛之地而來的,巍峨的總督府官衙,以及學校鐵路等各項建設,都是我們祖先和現在的臺灣人用血和汗造成的。」第十次請願代表王受祿,在民眾黨歡送席上更說:「我們臺灣人保有數千年歷史的漢民族,且有輝煌的文化,所以我們雖然為一時性壓迫而居屈辱地位,但這終不是我們所甘受的,臺灣民族比較大和民族不但毫無遜色,徵之歷史事實,固是優秀的民族……我們絕對不為壓迫屈服,壓迫愈強,我們的抵抗愈烈,唯有達成最後目的而後已。我們更應當覺悟,發揮大勇精神,為貫徹我們的目的而奮鬥。」由於議會請願運動者具有這種強烈的民族意識,日據當局經過分析研判以後,便決定「對本問題不能以單純政治問題處理」,而必須進一步以「民族問題處理」。「磅礡的正氣」。

(摘自第七章)


推薦序

「意外的人生」和「未完成的任務」 台北市長柯文哲

人生都是意外,我本來是重症醫學專家,但是陰錯陽差,不可知的命運下峰迴路轉之後,現在我是台北市長。雖然說人生都是意外,不過如果上天真的要把一個任務交到我的手中,我也會認真的去完成它。』二○一四年九合一選舉,台北市長的選舉是全國選戰唯一之焦點,選舉結果出人意料之外,而且外溢效果造成台灣政治板塊之大變動,它的影響深遠迄今仍未平息。

當大家在討論「白色力量」、「柯文哲現象」,在我的潛意識之中,我覺得我只是要完成九十年前蔣渭水未完成之命運罷了。蔣渭水台北總督府醫學校畢業之後,二十五歲時在台北大稻埕開設大安醫院,還兼營春風德意樓之酒樓生意。但是行醫五年後,重燃「政治熱」。在三十歲時創立台灣文化協會,其後至四十歲過世前,可謂十年如一日,創立台灣民報、台灣民眾黨、台灣工友總聯盟,可謂是日治時期台灣非武裝抗日運動第一人。

目前在台北錦州街的蔣渭水紀念公園,他的銅像充分的描繪他的人生,左手提著醫生的出診公事包懸壺濟世,出了診間即上台演講宣揚政治理念,講完後往往就被警察拘捕入獄,這時帶著右手夾著的鋪蓋和包於其中的書籍從容入獄。蔣渭水在十年之中巡迴全島到處設立大眾講座,並親自當講師宣傳理念。即使入獄多次,遭遇各種分化打擊,卻始終堅持自己信仰的價值和日本殖民政府對抗。所謂「蔣渭水精神」就是這種徹底的性格和不妥協之態度。

在我自己的選舉之中,其實我也只是堅持我自己相信的價值,諸如:不插旗子、不買廣告、不買置入性行銷、公開財產、收入(扣繳憑單)、帳戶細目,停止募款、不打負面文宣、不做政黨動員之造勢晚會、不打悲情牌、恐嚇牌,不做買票之政策。過程中雖然不少人認為格調太高,恐會曲高和寡,但我仍然堅持到最後的勝選毫不動搖。我的選舉口號:改變台灣,從首都開始。改變台北,從文化開始。這是一場以文化為主體之社會運動。這也是台灣歷史上第一次以改變政治文化作為訴求之選舉。其實我不認為我是政治領導者,我只是一個思想的傳道者。我只是努力的讓人民重新相信他們本來就應該相信的東西!

現在我當台北市長,所作所為也只是堅持自己相信的價值而已。台灣人要做台灣這片土地之主人、台灣人要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台灣人有權力要求有一個公平正義的政府。

蔣渭水九十年前沒有完成之命運,我們會繼續堅持直到完成。

推薦序 「意外的人生」和「未完成的任務」 臺北市長柯文哲

導 讀 臺灣人的合法革命和自治運動  臺灣大學教授吳密察

新版序

三版序

二版序

初版序 

家父之一生:四十年六個月  蔣松輝

孫中山與蔣渭水:紀念蔣渭水逝世七十四週年  黃煌雄 

引 言

第一章 早期生涯

第二章 時代背景

第三章 民眾黨以前時期
議會請願運動∕治警事件∕文化協會的深耕∕文化書局的窗口∕時代風暴的衝激

第四章 民眾黨時期
創黨的波折∕催生者與指導者∕我理想中的民眾黨∕臺灣人解放運動總機關∕光榮的戰死

第五章 逝世與哀榮
生命的高潮∕臺灣人之救主

第六章 稟賦與特質  富於吸收力、綜合力與判斷力∕徹底的性質與不妥協的精神∕熱血男兒與革命性格

第七章 歷史角色
鄉土情感∕本土運動∕漢民族情操∕對孫中山的認同

附 錄
蔣渭水大事略記與當時的時勢∕不同階段的歷史追念∕蔣渭水主要政治社會運動系統圖(書末拉頁)∕黃煌雄守護蔣渭水紀要∕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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