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員專區 會員登入
忘記密碼
尋找門市
《閱讀張愛玲-張愛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編者 楊澤
出版社 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ISBN 9789577088888
分類 文學 > 文學研究及批評
價格 HK$150.00
 
匯率只供參考
貨幣兌換參考
匯率只供參考
本網站未能顯示存貨,書籍資料僅供參考。
如欲查詢店存或選購,請致電或親臨門市了解更多。
 更多資料
張愛玲從被視為“不談戰爭”、脫離時代,到被奉為當代女作家的“祖師奶奶”、中英文學書寫完美結合的唯一中國現代作家,可以說,也是一個傳奇。時至今日,中外學術界對張愛玲作品及其傳奇的研究之深廣,已蔚然而成“張學”,《閱讀張愛玲》便包含了不少非常有代表性的角度。

1999年的張愛玲國際研討會在台灣舉行,與會者的論文結集而成此書。

與會學者都是中外知名的張愛玲及相關學術範疇的專家,包括對上海歷史文化素有研究、為〈傾城之戀〉作續書《范卿原懺情錄》的李歐梵,女性及性別政治專家張小虹,內地文學史、文學理論專家陳思和等等。

由於學者們的研究領域並不單單局限於張愛玲及文學,因此更能包含多元化的角度,有別其他純粹從文學觀點出發的專著。張迷可以在作品以外深入了解張愛玲其人其文,就是文學及張愛玲的研究者也可從中得到別種學科的啟發。

學者們的角度未必全新,但仍能得出新結論,像張小虹從戀物談張氏作品,雖然藍本是早已流行的精神分析學說,但能藉此觀照作品中的商業文化及殖民處境,因而不落俗套。

《秧歌》及《赤地之戀》兩部小說,一般被認為是張氏作品中藝術成就較低的,但王德威卻能讀出張氏獨特的藝術匠心及立場,視野宏闊、態度中肯而道人所未道。

張愛玲對當代作家的影響力持續不斷,“張學”的發展仍大有可為,《閱讀張愛玲》正是這門學問推展過程中的重要註腳。
一九九五年的秋天,張愛玲悄然逝於她在洛杉磯的小公寓中,距離她初臨美國,整整是四十年。昔日上海最璀璨的文學彗星,以她自己所選擇的荒涼形式,告別繁華世界。張愛玲以她的生命,見證她的美學。

張愛玲的創作已成絕響,而張愛玲的研究才剛剛開始。誰能放下〈金鎖記〉、〈傾城之戀〉、〈半生緣〉?誰能忘記曹七巧、白流蘇、葛薇龍?

另一方面,張愛玲的心理癥候、藝術性情,以及政治選擇,也成為她的讀者不斷思索、辯證的焦點。本書集結了台港、大陸及海外學者對張愛玲的討論。從〈第一爐香〉到〈半生緣〉、從散文隨筆到《紅樓夢》研究,張愛玲一生的文字事業,盡皆包括。而各篇論文所引用的歷史材料及理論架構,尤其可以得見張愛玲的啟發之深,影響之廣。本書是「張學」研究最重要的里程碑。

世故的少女

──張愛玲傳奇

1
離九五年那個秋天,張愛玲謝世快有四載。一度是舊上海最時髦、前衛的文學少女,張愛玲向來對死亡有種著迷,早在作品裏預演了各樣死亡情節;因此,若照蔡康永幾分佻達的說法,張愛玲其實是「越獄逃亡」了。但張愛玲的「越獄計畫」顯然早有預謀。現在回想起來,除了遺言中指定「葬於荒野」的告別式之外,張似乎還為自己安排了另一個告別式:我指的是《張愛玲全集》,尤其是《對照記》的出版。《對照記》初版於前一年夏天,是一本以註解舊照為主的書,也是張愛玲的最後一本書;圖文並茂,華美中見蒼涼,恐怕是張為自己預排的影像告別式。

我得聲明,我無意渲染,早已被過度渲染了的「張愛玲傳奇」,但即便對張迷而言,張愛玲亦代表了一種「拒絕」,一種「否認」(disavowal),一堵誘惑的牆。表面上,張愛玲長期離群索居,是身為名人而不願付出公眾人物的代價,因而選擇築起一道隔絕的牆(如張所心儀的嘉寶般)。追究起來,張愛玲的孤獨恐怕從一開始就充滿了分裂的張力:介於模仿的欲望(Girard所謂mimetic desire)與不可模仿的絕對孤高之間;既身處於萬花筒般的浮華之內,又立於高處、僻處,張看眾人的花花世界。終其一生,張慣於背對眾人,在僻處看小報,看各樣偵探雜誌(包括寫實犯罪個案)和好萊塢動態;既對這花花世界的林林總總充滿了八卦般的好奇,又對猥瑣不堪的人生種種否定面(negativities)極其敏感,避之唯恐不及。王安憶說,張愛玲早就憑著才女的直覺看透人生,因此是虛無的。從一開始,作為一個世故的上海才女,張愛玲早就看透浮華,更看清浮華的假面、扮演是什麼;她不想戴上如眾人般的假面,演眾人的戲,在反抗、出走的過程裏,卻仍不免拎起一張孤獨的面具。

在我的認知裏,張愛玲的孤獨,奇特而複雜;一方面,張很清楚孤芳自賞、「獨樹一幟」的重要性;熟悉張愛玲的人大都不會忘記,她出道時的「奇裝異服、招搖過市」,還有那句丟向當年讀者大眾、充滿嬌寵的「出名要趁早呀」的話。從短篇小說集《傳奇》、散文集《流言》到最後的《對照記》,張很懂得勾引讀者的種種技巧和方式,也比誰都清楚,藝術與人生、真與假的那層微妙連結。閱讀《對照記》,我們理解到,張可能比誰都熱衷扮演自己;她一再跨越人生、藝術間的那條線,製造近乎媚俗的驚奇效果,卻又有意識地保持與眾人、讀者間那層幻想的距離。

但張又知道人生的扮演──尤其以繁複見長的「女性扮演」(femininity, womanliness),不外是一種性別的面具,更精確地說,得以見容於父權社會的「假面」(masquerade);人生如戲亦如夢,所有的扮演都將歸零、歸空。小說家張愛玲對人生的揭發,因此既是喜劇性的,也是悲劇性的。扮演既是浮華世界的遊戲規則,是虛假的意識型態,底層便有無法遮掩的虛偽與扭曲,而揭發、嘲弄,作為小說家經營喜劇的重要技巧,同時也暴露出,張對「平凡人」的同情,以及各種色相、夢幻泡影的悲劇性認識。另一方面,如果扮演也意在追求虛構的完美鏡象,是否「鏡花水月」的底層還有,在虛偽、扭曲之外,另一種可供回歸的純真或自然?純真也許不可能;那麼,孤獨──遠離眾人、塵囂,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那般的「絕對」孤獨呢?我們知道,張愛玲對這樣的孤獨嗜痂成癖;遺憾的是,這樣的孤獨固然代表一種超越的手勢,也顯現出,張近乎不可自拔的,耽溺的身影或姿態。

與此孤高的追求相對應的,則是張愛玲對「荒野」的著迷。我得澄清,張的孤獨其實是城市人的孤獨,是詩人波特萊爾用來與multitude(「大眾」)對照、押韻的solitude。對張而言,文明塵囂之外,並無舊文人悠游其中的山水美感,而是荒蕪、原始,不乏幾分恐怖的荒野。張愛玲說過:

像我們這樣生長在都市文化中的人,總是先看見海的圖畫,後看見海;先讀到愛情小說,後知道愛;我們對於生活的體驗往往是第二輪的,借助於人為的戲劇,因此在生活與生活的戲劇化之間很難劃界。

在此,我們大可懷疑,「荒野」也並無太多實質,而是接近布希亞所說的「擬象」。張對「荒野」的著迷發展成一種張迷也會複誦的「荒涼美學」,但「荒野」絕非「目擊道存」的自然本體。荒野是擬象,文明亦是擬象;荒野既是文明的「零度寫作」,也可逕視為張愛玲「死亡願望」的完美溢出。事實上,也只有在這樣的美學基礎上,我們方能理解,張愛玲如何為自己安排了雙重的告別式:如果說「葬於荒野」是死者對浮華的反叛、出走,出版《對照記》則是writing from (beyond) the grave──一種提前在荒涼墓室中舉行的影像紀念展,一種渴望被眾人注視的,死者棺槨上的巴洛克風雕飾。

2
我們對文學的愛是複雜的。以張愛玲為例:可確定的是,對許多的張迷而言,張恐怕不只是一個作家(或「作家中的作家」),也不只是一種引人耽溺的華美文體──而是一種極致的品牌。戰後幾十年在台灣,張愛玲作為「上海的原創品牌」(Shanghai original),始終是無人能及的。這中間包括幾個可能因素:舊上海和台灣,代表品牌極致的張愛玲和她的消費者之間,其實一直有著極大的、近乎仰望的距離;而當舊上海鉛華落盡,張愛玲儼然也變成了那逝去的傳奇的唯一見證和代言人。舊上海固然是今天所說的獨占鼇頭的品牌,她的好,眾人可意會也可言傳道盡;張愛玲的藝術,像一把魔梳,一面魔鏡,卻進一步把舊上海的腐朽、庸俗都化成了神奇。張愛玲最重要的文本,《傳奇》一書傳的因此不單是上海傳奇,也是張愛玲傳奇。

但我得再說一次,我們對文學的愛是複雜的:當我們拿起一本小說,開始閱讀,馬上也就進入了一個「自我詮釋」的旅程。打開書前的扉頁,在每部作品開頭,等著讀者的彷彿有那麼一個「空白」地帶,時間尚未開始流動,一切尚未發生。但這「空白」地帶也是充滿曖昧的,彷彿在幽暗的混沌之中,天地尚未誕生,上帝的園子也還沒造好,而故事裏的重要元素──引誘、背叛和放逐的主題──卻早已隱然成形就緒。

也就是說,在故事的開頭,在旅程的開頭,我們首先擁有了一種莫名的失落感。重點或問題,因而不在於,愛和意義等「超越的符旨」(transcendental signified)是否存在;而在於,一開始,愛和意義即被視為失落物,而我們,身為讀者的任務,就是重新去找到它們。

愛與死、色與空、真與假,這些大抵是文學底層最重要的一些主題。在充滿自我詮釋、扮演的閱讀旅程裏,我們找不到愛,卻渴望要去追尋;說不出來那愛,那永恆的匱乏或失落感,卻一味地叨叨絮絮,欲說還休;無形中彷彿有一種時間的壓力(只能愛或再愛那麼一次),催促我們全力投入這「失樂園」和「得樂園」輾轉相尋的旅程裏。

也許是延續少年時代的閱讀經驗,面對文學,我們常顯得過度認真:文學原是想像之辭、虛構之言,可我們不單以假為真,甚且挪為追尋自我、判斷他人的依據。但文學並不建築在幻想或幻想的語言上,文學本是幻想(phantasy, phantasm)。事實上,也只有基於這層瞭解,我們才可能稍稍懂得,張當年在《傳奇》裏所提出的「荒野」或「荒原」的重要命題。背對舊上海閃閃發光的花花世界,張發明、實踐了一種「焦土」策略;為了打造她「既感傷又張狂」的文學幻想,我們看見,少女張愛玲在一篇篇別出心裁的小說裏,把上海灘的文明夷為憂鬱的廢墟!

現在回頭看去,這中間偷偷地隱藏了,一個世故少女的多少幻想和刻意!這也說明了,上海傳奇其實只是張愛玲傳奇的一部分;如果你不反對,張愛玲傳奇遠比上海傳奇激烈、豔異,亦更加惑人眼目。相對於白流蘇,張也有她自己的「傾城之戀」:她用孤獨雕塑自己的靈魂,用幻想編織一身華服,遠遠地立於地平線之上。

3
無論想像或現實層次,上海灘向來是一多采多姿的舞台。所謂海派文明,代表的正是一則無中生有的「自我傳奇」(salf-maker),一種商業社會與階級的「向上流動性」(upward mobility);上海話的「噱頭」、「排場」云云,說明了上海人於應對進退之間所流露出的強烈舞台感。對張迷而言,一九四三是神奇的一年:不到二十三歲的張愛玲半年內發表了〈第一爐香〉、〈第二爐香〉、〈茉莉香片〉、〈傾城之戀〉與〈金鎖記〉等代表作;從一開始,張愛玲的「亮相」與「出場」,就充滿了無可比擬的戲劇性。

二、三○年代以來,上海的大眾文化在經濟繁榮與工業化的基礎上迅速冒出了頭,在這樣一個大量複製的時代,新文學與大眾文化、雅與俗也在一定程度上相互較勁、呼應;在張崛起前,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記〉、巴金、茅盾的左派小說與蘇青的《結婚十年》、鴛蝶派的小說及文藝愛情片等通俗文類,早已共同開發出一個屬於女性讀者的幻想與行動空間。等到張異軍突起,剛好是非常特殊的「孤島」時期,如孟悅、戴錦華所指出的,淪陷區如同一片歷史斷裂的空洞,女性文學在其間悄然生長。回到當年,我們看見,張愛玲和炎櫻在咖啡館高談闊論(見〈雙聲〉),張與蘇青在文壇上「結盟」;一時之間,女性的凝視、空間、行動似乎有了重要的集結可能。但如果我們逼視現實,想像,當一個世故的文學少女如張愛玲,出現在舊上海的通衢大道上,面對的仍然是:一個充滿父權圖騰與男性凝視的世界。

在後面這件事上,魯迅寫於三○年代的短文〈上海的少女〉,提供了一份寶貴的見證。魯迅形容──走在舊上海大街上的時髦女人,「像一切異性的親人,也像一切異性的敵人」,所表現的神氣,「是在招搖,也在固守,在羅致,也在抵禦」。而上海少女,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則分明地「自覺著自己所具的光榮」,以及「這種光榮中所含的危險」。魯迅說,這險境逼使上海少女早熟了起來,「精神已是成人,肢體卻還是小孩子」;他的結論是:

俄國作家梭羅古勃曾經寫過這一種類型的少女,說是還是小孩子,而眼睛卻已經長大了。然而我們中國作家是另有一種稱讚的寫法的,所謂「嬌小玲瓏」者就是。

魯迅表明上海這樣大城裏長大的少女或「童女」(child-woman),實際上是孩童和成人、少女和女人的一個奇異的混合體。我不能確定,魯迅這裏所說的「中國作家」會是哪些人(極可能會有他看不起的鴛蝶派作者),但他對「嬌小玲瓏」一辭的註解,不多不少,點出了一個屬於中國舊文人的,根深柢固的「意淫」傳統:「童女」現象所代表的,乃是女性在男性的凝視下,靈魂與肉體所承受扭曲的複雜程度。

我們可以想像,魯迅所說的「光榮」和「危險」,正是女人淪為獵物或戀物命運的一體兩面;但我們也同時看見了,從此命運延伸出來的性別扮演與幻想。英文裏有所謂「The glory of defense, the pleasure of defeat」的講法;這恰恰是魯迅所說的「是在招搖,也在固守,在羅致,也在抵禦」──一種存在於男女之間的「看與被看」、「虐與被虐」的互動邏輯。

4
在我的認知裏,張愛玲正是這樣一個極其世故的上海童女,而以童女為中心的性別扮演與幻想,則是張愛玲文學最初與最終的動力。從魯迅的描述裏,我們了解到,童女身上有種停滯、使時間凝止的美感,但那看起來長不大,或不再長大的「嬌小玲瓏」,卻只是男性凝視或意淫觀點下的消費標準。相對於已經長大了的「眼睛」(或者說,超前的心智年齡),童女的身體既被擱置在落後或延遲不前的時間空隙裏,又被暴露在充滿流動欲望與男性凝視的「危險」環境中。表面看來,童女站在少女這邊,介於孩童與女人之間,保有某種純真質地,且對未來扮演女人的複雜挑戰滿是假想與遐思;實際上,失落在城市大街上,童女乃是一種擺盪在少女與女人、出走與禁錮之間的存在。

這也正是當年上海,張愛玲這樣標榜前衛的城市少女的某種特性或矛盾:一方面,張標榜物質和時尚,凸顯女性欲望與自主權,但同時,由於種種因素,張其實長期活在一種內外、身心分裂的狀態裏。這些因素包括:眾人皆知的家庭變故,所有的衝突、壓抑與禁錮,最後導致了她充滿戲劇性的出走。這裏無法對張的「家庭傳奇」(family romance)和「自我傳奇」(ego romance)作一完整的交代,只能說,「家變」既是肉體的災難,也是精神的災難;不單是父權體制可能施加的最徹底的迫害、閹割,更是一種「浪漫愛」(romantic love)的災難;張的早熟,即與她對「情」(erotic attachmant)以及控制、佔有欲的深刻體驗有關。但張的出走並未將她完全從禁錮中解放出來;終其一生,家變的「創傷」(trauma)留痕於她的作品中歷歷可見,並未遠離。在成長的陰影裏,少女張愛玲透過閱讀,往天才兒童、「才女」的標竿走去,藉以甩脫內在的不安與自卑;但閱讀卻只有加深她,因重重家變而來的過度早熟。不過,若想從張的閱讀尋找早熟的證據或線索,還是得先回到她與《金瓶》、《紅樓》、《海上花》等情色小說的淵源。

張愛玲的家世背景乃是遺老遺少與西化家庭的奇妙混合。張的祖父母曾合寫過詩和一本帶言情色彩的武俠小說《紫荊記》;她的遺少父親同樣饒有舊文學底子,會寫舊詩,也愛背誦古文;但更重要的,她八、九歲時就在父親書房看完了《金瓶》等上述情色小說。的確,張父在這點上十分「開通」,不單不禁止女兒接觸這些危險讀物,還進一步為女兒所寫的《摩登紅樓夢》擬出了回目;反諷的是,早在《摩登紅樓夢》中,少女張愛玲即已強烈預告了出走的主題,她的現代感,以及將欲望與時尚、前衛與封建共冶一爐的新奇手法,在此展露無遺。

出走後,張愛玲有段短暫的時間與母親同住;母親試圖將她訓練、改造成外表端莊、舉止嫻淑,諸多細節都符合上流社會標準的現代淑女。這種現代「女子學校」的訓練雖然終究失敗──張對這失敗不免耿耿於懷──卻繼續強化張閱讀情色小說所積累的解放欲望與現代感等早熟徵象;另方面,這些訓練表明是為了幫助少女,更輕快地進入現代上流社會,卻也讓父權機制伺機透過禮儀細節,重逞對女性的消費、禁錮與壓抑。長期被禁錮,以及過度早熟,少女張愛玲無從掩藏、填補,在家庭歷史與身體形象幾方面,屢次遭受重大挫折所造成的自卑與不安。在這樣的情形下,寫作言情故事和追求時尚的「奇裝異服」,自然而然地,成為張補償欲望的匱缺,以及重塑自我的主要裝備。

5
然而,寫作與時尚二者,也回過頭來加深張的身心分裂,使得女性的身體與行動可能,在不同的角色扮演與服裝面具之下,受到忽視和遮蓋。張自己的身體既失卻本來的重要性,反而更加熱衷於扮演,藉以進入他人的身體與角色,戴上他人的面具。這一來便形成了幾重極有趣的分裂和辯證關係:少女張愛玲所扮演的身體,既是自己的(既是真──透過自傳性角色的坦誠告白;又作假──少女本來的身世和身體被遮蓋了),同時又不是自己的(既是假──只是虛構的扮演活動;又作真──實現扮演欲望的工具)。

少女的這層扮演與身體間的關係,相當類似畫家與畫布間所產生的一種「刮」的關係:刮的動作同時含有揭露、填補或掩蓋、模擬等意義,既外露地在畫布上刮出一些形象,或者線條、光影與顏色的脈絡質地;又向內刮自己的思維、記憶、情感,以及欲望、想像與精神活動的狀態。我們似乎也可以將張愛玲的言情故事比擬作一幅幅現代仕女圖,雖然一反傳統強調含蓄、空靈的抒情風格,少女張愛玲在《傳奇》中所發展出來的刮法與刮畫的美學,毋寧是十分濃烈、甚至峭削的。總的說來,《傳奇》裏的少女往往是既浮華又帶著幾分滄桑世故:浮華使得她們無法停下,去追求真正的夢想與冒險,世故則使得她們倍加孤獨;在世故與浮華的底層,她們又一貫地以幻想與孤獨「互刮」──既拿孤獨保護幻想,也用幻想安慰孤獨。

張愛玲將這種互刮的技巧大量使用在人物與主題的各個層次上;有趣的是,少女張愛玲與畫中人往往有那麼一層神似或互刮的關係。也正由於刮畫的美學是建立在童女身心分裂的困境上,張也才能拿愛與死、真與假、浮華與昇華相辯證,既以「情」穿透「欲」,又用「欲」探試「情」。以《傳奇》為例,童女的分裂困境至少有以下三種不同類型。在第一類裏,人物的身心充滿張力:童女的心吸取各樣資訊,因閱讀與想像的養分而顯得肥大,而身體感知這樣的變化,一時卻無法跟上,也缺乏行動的機會與可能。在這樣的困境裏,童女的精神或幻想渴望從身體中逸出,逸出的結果是──往返於想像與現實的擺盪衝撞,幾乎打破、逾越了身體,以及傳統與外在社會加諸於精神的禁錮。但這種逾越僅存於人物的想像中,身體與處境並未經歷轉換;童女的心由騷動復歸平靜,這一切其實只是虛構出來的扮演活動。

這類扮演的兩個典型是:〈封鎖〉的翠遠和〈心經〉的小寒。的確,像小寒和翠遠這樣的少女,從一開始便清楚意識到自己所面對的身心分裂、心逸出於身的危險,而她們的幻想與精神活動也在在加深了,這種危險所帶來的威脅感。但她們又相信,「危險」在召喚她們(猶如獻身於一個「光榮的」冒險,得以扮演傳奇中的英雄或受難者),暗示、催促著她們出走,終會將她們從原來的禁錮中解放出來。

翠遠和小寒的冒險既主動又被動,清楚地具現兩性間「看與被看」、「虐與被虐」的互動邏輯;而儘管她們看似在情與欲、浮華與昇華之間頻繁往返,但在過程裏,讀者卻無法看清少女付諸行動的身體。身體,在張的故事裏,往往陷於被(自我)放逐的、模糊的狀態裏。反而是,少女的靈魂被包裹在對各種扮演可能的想像之中,呈現出一種獨特的神情與風采──像極了張常樂於描繪的、多半沒有身體的小漫畫頭像:各種少女與女人的表情、嘴臉,代表各式各樣的浮華與世故,各種「階級政治」(class politics)與「性政治」(sexual politics)。

6
童女的第二種分裂與前一種大致雷同,同樣基於激烈的精神活動與乎凝滯、落後的身體間的斷裂。但二者其實差別甚大:這裏童女的精神活動不單未能逾越身體,或者搖撼傳統價值與意識型態的制約,反而以此禁錮為基礎,進一步向內、向外蔓延,隨之衍生出種種異常的、近乎病態的變貌。蔓延的結果是──童女的悲劇性宿命益發呼之欲出,反變得更加有利於父權體制對女性所遂行的收編、收藏與操縱等活動;最後不僅童女的身體受到限制,童女的心智、精神也在劇烈的內爆後急遽萎縮,落入銷解、死亡之中。

擁有這種分裂特質的童女在《傳奇》裏隨處可見──〈第二爐香〉的愫細、〈紅玫瑰與白玫瑰〉的煙鸝、〈金鎖記〉的芝壽、〈花凋〉的川嫦、〈紅鷥禧〉的棠倩和梨倩──卻一無例外地,只是故事中搭配演出的角色或背景人物。如果川嫦看似唯一的例外,卻也是一個徹底的反諷;她蜉蝣般「朝生暮死」的存在證明,她和其他人並無分別,同樣只是愛情、欲望的機械。這些人物都擁有某種黑色、荒謬的特質,以及不堪的遭遇(煙鸝染了便祕,芝壽和川嫦死於肺癆……);既是父權體制的「異己」,也是絕對、徹底孤獨的。

童女的第三種分裂乍看不如前二者嚴峻,但內在的戲劇性恐怕更形複雜。起初,人物的精神與身體彼此牽動、對答;在對答的過程中,看似步伐一致的精神、身體卻又回過頭來互成對峙。這麼一來,身心之間呈現更微妙複雜的張力──身體明明打破了禁制,但精神或靈魂卻又潛回原先的禁錮狀態裏;反之亦然。表面上,人物身心互為表裏,不單跳脫少女原先受限制的想像世界,進而擁有與現實平起平坐的眼光、姿態,以及「女性扮演」的高度技巧,甚至是解放、實踐欲望與自我的行動能力。張在此跨躍一大步,彷彿即將克服分裂的困境,替行走於舊世代大街的女性寫出新的欲望與自我的法則;反諷的是──解放、出走之為幻象,猶如鴉片、裹小腳於女性身心所銘刻的烙印那般不可磨滅,張因此往往在一舉解放了「閣樓裏的瘋女人」之後,又將這些角色逐一上銬,押解回婚姻與情場的舊制老法之中。

擁有此種分裂特質的童女包括:〈金鎖記〉的七巧與長安、〈第一爐香〉中的梁太太與薇龍、〈傾城之戀〉的流蘇,以及〈紅玫瑰與白玫瑰〉的嬌蕊;其中流蘇、嬌蕊、七巧屬於一類,長安和薇龍屬另一類。她們或因種種歷練,增強了對身體與周遭環境的掌握,在歷經滄桑後轉變成更成熟、平衡的女人或情婦,如流蘇和嬌蕊;或因人生的際遇、轉折,被迫深入女性扮演與男性權力的封建法則之中,藉以換取某種社會地位與現實利益,卻在玩弄與操控權力欲的過程裏,走火入魔,變成了人見人厭的「婆娘」(phallic woman),如七巧和梁太太;或因無力承受的愛欲挫折、家庭變故身陷困境,雖然原有出走、叛逃的機會,卻因心結難解,只有再度把自己反鎖於封閉的情感或精神狀態裏,如長安與薇龍。

事實上,長安、薇龍這樣的少女攬鏡自照,無論是她們與情婦或婆娘的界線,都成了無法跨越的深淵:長安與七巧、薇龍與梁太太的母女與擬母女關係,也因此充滿了莫大的張力與矛盾。依照精神分析與家庭社會學的基本觀點,少女既要取代母親,又要反抗、跨越母親所扮演的傳統角色,不免有仇母、弒母心結。總的說來,婆娘般的母親,總是對藝術少女、閱讀少女造成限制與阻礙,而情婦般的母親則會和欲望少女、物質少女競爭所愛(現代法國女作家莎岡與莒哈絲的小說充分印證了這點)。但少女/情婦、少女/婆娘的絕對界線,其實又是承《紅樓》賈寶玉所作的女兒/女人的劃分而來。《紅樓》對張的深刻影響,於此可見一斑;我另有一長文,細論張愛玲與黛玉的認同、與曹侯/寶玉的收藏與反收藏關係,此處不贅。

7
考證《紅樓》、翻譯《海上花》之外,張愛玲晚年似陷入創作低潮,只發表了〈浮花浪蕊〉、〈相見歡〉和〈色‧戒〉幾個短篇。在這些散篇裏,張愛玲繼續思考著女人的宿命與扮演的命題,雖然她的思考過程,同《傳奇》時代相比,顯得更為冷靜也更富分析性,但結論卻一樣悲觀。其中,一九七九年發表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的〈色‧戒〉最見作者功力,也最引人深思。表面看來,〈色‧戒〉說的是,少女佳芝拋棄學業,在抗戰的召喚下義無反顧地當了間諜,最後,卻毀在類似puppy love(少艾之戀)的情愫下,愛上年長許多的漢奸而事敗被殺。然而,如果深入故事的核心,深入作者不動聲色的白描筆法,便會發現:佳芝從事的乃是一種「偷渡」的行為,充滿了曖昧與複雜性。平時參與大學劇團活動的少女佳芝,其實是「假公濟私」,借獻身於浪漫的「國族傳奇」,同時得到不同的角色扮演,以便解放自己的欲望與行動力,建立自我(self-empowerment)。少女佳芝乃是張愛玲作品裏極少數,非情婦型的「女通姦者」(adulteress);「女通姦者」在同年代的西方小說裏,往往代表對父權的抗議、反撲,但佳芝的自我解放卻徹底的、悲慘的失敗了,這當然是因為──少女佳芝奉「父之名」行動,仍深深仰賴父權體制的光環與凝視。

寫出〈色‧戒〉之時,張愛玲已流落海外多年,再婚、喪偶,跨入了人生的最後階段,但至少在她的故事裏,還是堅持以童女的角色和扮演為依歸,來看愛情與婚姻,看女性的內在與外在世界。〈色‧戒〉是一個典型的間諜故事,不論情節的安排,或冷靜、冷酷的敘述觀點與筆調,皆意圖製造一種懸疑或懸置(suspense, suspension)。懸疑或懸置代表一種真空、匱乏的狀態;不過,〈色‧戒〉並不強調「諜對諜」的刺激或緊張──那是出於解決懸置造成的不安或失序,為達成任務所必經的各種阻礙與冒險──凸顯的,毋寧更是一種側面的、敲邊鼓式的推理過程。情節表面的懸疑只是為了導出人物的根本困境:少女佳芝的欲望、身體與情愫,被尷尬地卡在情欲和歷史的夾縫中,不上不下,進退兩難。

在故事的深層,在冷凝的敘述筆調底下,同樣遭懸置的,還有作者張愛玲的失落情緒。我們彷彿看見,隱形的敘述者不動聲色地坐在少女佳芝身旁,牽動桌面下的傀儡絲線,靜靜地目睹,她一步步地走向失敗、死亡;另一方面,當敘述者揮動尖筆,仔細地描繪當年上海的場景與各樣生活細節時,不留心、不經意之間便汨汨地洩出了一股懷舊的失落感。少女佳芝的故事,不僅讓敘述者有機會重返失落已久的舊上海舞台,同時也「借屍還魂」地道出了,作者張愛玲過去的情感試煉與創傷(她與胡蘭成的分合)。作者張愛玲既是敘述這段感情的唯一見證或線人,恐怕也是情節背後真正的操縱者與多重間諜──她不單替自己的欲望或情史,也替整個間諜故事找到了主謀的兇手:那父愛的癥結……

張愛玲對父愛有種近乎偏執的渴望與渴求,兩次結婚對象皆為年紀比她大許多的文人;甚至,張對大師胡適的仰慕,也在於她視胡為father figure,而不在於其他的東西。如果追究起來,當然是因為,她一度是──「父親的少女」(daddy's girl);一度在父親的書房裏閱讀《金瓶》、《紅樓》等危險讀物,又與父親合作過她自己的處女作《摩登紅樓夢》;也就是說,張最早的閱讀與寫作,最早的自我詮釋與扮演,絕大部分是與父愛的記憶連結在一起的。家變與父愛的失落,因而註定是一個難以忘懷的創傷,其理甚明。這裏想指出的是,由於這份不尋常的父愛摻雜了愛、恨與Electra complex(伊蕾克特拉情結)的曖昧性與複雜性,因而特別的難以跨越。然而,也正因為張曾直接、間接把父親──吸鴉片、打嗎啡、蓄妾的父親──與舊社會的恥辱連結、等同起來,頻頻在幾本「力作」中重演、「重排」(rehearse)這份傷痛(《金鎖記》、《半生緣》與《怨女》),她反而永遠地把自己和父親凍結在精神分析所謂的「原始情節、場景」(primal plot, scene)之中。

8
在凍結了的原始場景裏:張愛玲仍是那昨日出走的少女,而父親的形象則深藏在昏沉沉的鴉片煙霧之中。如張小虹所指出的,鴉片煙、嗎啡之於張愛玲,乃是「滿清遺少父親的象徵閹割」;張小虹說:

過去精神分析理論家多半喜歡以母親連結混沌滯留的想像期,父親連結分明前進的象徵期,而張愛玲筆下那瀰漫著鴉片煙霧的昏睡沉落空間卻是與父親相連的,「有太陽的地方使人瞌睡,陰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涼」。

父親與舊中國、與死亡因此是劃上了等號。張愛玲雖與五四有段距離,且常被人歸在鴛蝶派通俗文學的陣營,但她對舊社會的刻劃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其實是延續魯迅的透視、批判而來(早期發表在《二十世紀》上的長文,〈論中國人的宗教〉清楚透露這點)。夏濟安曾有一文討論魯迅作品的黑暗面;在分析過魯迅對死亡以及對舊中國的「著迷」(obsession)之後,夏曾問過一個有趣的問題:既怒且哀,既吶喊且彷徨的魯迅,到底是對死亡,還是對舊中國比較著迷?唐文標稍早曾以「一級一級走進沒有光的所在」來形容張愛玲的小說人物;的確,張的人物大半活在一種「生不如死」(living death)的狀態裏,絕大部分逃不出被禁錮、被物化的命運。張雖不若魯迅或一般左派文人那樣,訴諸吶喊與鬥爭,但她對舊中國的頹廢、腐敗同樣有一份著迷;著迷的底層卻是與父親──與象徵閹割、死亡的父親,緊緊地連結在一起的。

像極了契訶夫筆下的人物,張生長在一個新舊交接的時代與環境中,骨子裏也不免是一個新舊交接的人物──封建舊社會眼看就要退去,但張的身上還殘留著貴族的血液和姿態;舊世代的習氣仍然把眾人圈在其中,妯娌婆媳、街坊、牌搭子、鶯鶯燕燕、妖嬈多姿的那一套,這正是前衛少女如張愛玲最要反叛、顛覆的。然而,這又是煙賭娼的舊中國城市,舊社會的「惡之華」在此開遍,如《海上花》所描繪的,即使在向下的墮落中,也感到一種曖昧、幽微的快感與美感。寫舊詩的父親,抽大煙、蓄妾的父親(或讀者在張小說中所習見的,那些「終身躲在浪蕩油滑的空殼裏」的男人),因而也並不是,絕對沒有其存在的「正當理由」,與乎一份荒涼的美感的……

追究起來,這恐怕就是為什麼,晚年的張愛玲會回過頭來,費那麼大的心血,逐字逐句譯完《海上花列傳》。在中譯與英譯這本情色小說的過程裏,譯者張愛玲不僅可以重訪,那曾經讓她展盡風華、享盡風光的上海舊舞台,且得以與自己的過去,與那被凍結的父親形象及記憶,達成和解。鴉片的原罪、父親的閹割、通俗小說、情色小說的污名、甚至是海派文化被湮沒的原始風貌,一切都重現了,一切也都改變了。在長久的身心分裂之後,一切都是和解:五四以降,充滿浪漫與挫折的,屬於個人與集體的,情欲的歷史、歷史的情欲,都已遠離;一切都是歡樂,巴洛克的歡樂,嘉年華般、回歸晚清的「純真」與「狎邪」的歡樂。眾多的童女仍住在煙花柳巷的大觀園裏──在那裏,童女,介於少女與妓女/情婦之間,大可追尋更徹底的性別扮演與幻想──既然沒有原罪的自覺,也就沒有自覺的禁錮與痛苦;因此,也就不用再那麼害怕,自己的身體或他人的身體,自己的欲望或他人的欲望……

在張為國語本《海上花》所寫的譯後記中,她十分自覺地把自己和《金瓶》、《紅樓》、《海上花》所代表的情色小說傳統連結起來;她也談到這幾座文學的高峰,峰與峰之間、之後的斷裂,隱隱地暗示了自己在文學史上的位置。一方面,這是強烈肯定閱讀與寫作情色小說的,有罪、無罪的快感和快樂,肯定她長久浸淫的情色傳統「以情悟道」、「以色悟空」的美學。但另方面,張也在重建一種文化的系譜或家譜,既對她的「文學父親」們輸誠,也對培育她的「城市父親」──對她向所眷戀的舊上海舞台,作出回歸的手勢與姿態。
序:世故的少女/楊澤
──張愛玲傳奇
【輯一‧文學與歷史之間】
對照記/康來新
──張愛玲與《紅樓夢》
《紅樓夢魘》與紅學/郭玉雯
張愛玲和日本/池上貞子
──談談她的散文中的幾個事實
在豔異的空氣中/周芬伶
──張愛玲的散文魅力
張愛玲與她成名的年代(1943-1945)/羅久蓉
重讀張愛玲的《秧歌》與《赤地之戀》/王德威
【輯二‧性別政治】
技巧、美學時空、女性作家/周蕾
──從張愛玲的〈封鎖〉談起
戀物張愛玲/張小虹
──性、商品與殖民迷魅
傷逝的周期/平路
──張愛玲作品與經驗的母女關係
母親,妳在何方?/胡錦媛
──被虐狂、女性主體與閱讀
烽火佳人的出走與回歸/梅家玲
──〈傾城之戀〉中參差對照的蒼涼美學
【輯三‧後殖民與城市史】
從後殖民主義的觀點看張愛玲/蔡源煌
殖民都會與現代敘述/彭秀貞
──張愛玲的細節描寫藝術
張愛玲的「參差的對照」與歐亞文化的呈現/金凱筠(Karen Kingsbury)
民間和現代都市文化/陳思和
──兼論張愛玲現象
不了情/李歐梵
──張愛玲和電影
文明的野蠻/廖朝陽
──本外同體與張愛玲評論裏的壓抑說
子夜私語/陳傳興
【輯四‧張愛玲與台灣文壇】
張愛玲與台灣文學史的撰寫/陳芳明
從張愛玲談台灣女性文學傳統的建構/邱貴芬
台灣的香港傳奇/廖炳惠
──從張愛玲到施叔青
透過張愛玲看人間/楊照
──七○、八○年代之交台灣小說的浪漫轉向
迷蝶/廖咸浩
──張愛玲傳奇在台灣


本網站建議瀏覽環境: Chrome/Firefox/Internet Explorer 9.0+; 屏幕解像度1024x768或以上
©1999-2021 商務印書館(香港)網上書店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
放入暫存架